發動辛亥革命的 “革命黨”無疑是激進的，然而，開始只是人數極少、原本很難成氣候的革命黨，最后竟能一舉推翻清王朝，結束中國幾千年帝制，確實出人意外。這種天翻地覆之變當然有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其中還有一點或許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實際上是“制造”了革命黨。

自1894年夏，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闡述自己改革觀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進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發動的“廣州起義”尚未正式發動便被鎮壓，用他自己的話說，此時“風氣未開，人心錮塞”，“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1900年底，他又發動了依然以失敗告終的“惠州起義”。不過，5年之后，輿論開始有所變化，已“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較，差若天淵。”此話很可能有夸大之處，但同情革命黨的較以前多了不少，卻是事實。因為在這5年中，清政府不是越來越開明、寬容，反而越來越愚昧、專制：血腥鎮壓了溫和的維新變法，又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災難為代價向“萬國”宣戰。這種倒行逆施，恐對革命黨博得更多“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幫助不小。

眾所周知，留日學生是革命黨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學生開始對政治的興趣有限，更不傾向革命。所以孫中山等人在“廣州起義”失敗后流亡日本時，工作的主要對象是在日華僑而不是留日學生。但維新失敗，梁啟超亡命日本，議論國是，對留日學生觸動很大，開始關心政治。這時，留日學生就成了革命黨與立憲派爭奪的對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聲與學識水平，學生中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為爭奪青年學生，本不居優勢的革命派于是主動挑起論戰。1905年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革命派即以此為陣地向立憲派猛烈進攻，而立憲派則主要以《新民叢報》為陣地奮起反擊，雙方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聲勢浩大的激烈論戰，持續了15個月之久。論戰涉及清王朝的性質、種族與民族問題、國民素質、中國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政體、土地制度、革命會不會招致列強干涉引起中國崩潰等許多方面。但是，最緊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決定論戰雙方勝負的卻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問題。

簡單說，革命派認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憲。立憲派則認為，暴力只會導致血流漂杵，帶來巨大的災難，得不償失。他們寫道：“革命之舉，必假借于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葬耳。”他們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憲，清政府“終必出于讓步之一途”，可以實現代價最小的和平轉型。

純從“道理”上說，立憲派無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論前提是清政府在壓力下必能“讓步”，實行立憲。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則無論說得多么“有理”，終將無濟于事，“有理”會被人認為“無理”。這一點，梁啟超其實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給乃師康有為的信中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余學生從之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于此間，而蔓延于內地……”清廷剛宣布預備立憲時，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當人們認識到清廷的立憲有名無實時，革命派就“其勢益張”。顯然，革命派力量的“息”與“張”，與清廷所作所為大有干系。所以，論戰不到半年，梁啟超就通過種種關系，私下托人與“革命黨”講和，表示希望停止論戰。1907年初，他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端的是一語中的。

這場論戰，以往說革命派“大獲全勝”，肯定夸張。雙方各有道理，實難分勝負。但經此論戰，革命派的影響、聲勢空前壯大卻是事實。主要原因，還在拒不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梁氏一直反對激進革命、反復論述暴力將帶來災難性后果、極力主張溫和改革，卻也能正視不利于自己觀點、主張的事實，確實難得。因此，此話格外值得所有“反對激進主義”者重視。

事實一再證明梁氏所言不虛。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 《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14條，總體而言，它抄襲了皇權至高無上的日本“明治憲法”。但日本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君主所發布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會期在議會提出時若得不到議會的承諾，則政府應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日本議會對君權本就不強的事后否決權在此變成了更弱的“協議”權。“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布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對于“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15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足見其對“臣民權利義務”還不如“明治憲法”那樣重視。并且，又將其簡化為9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當之禮貌并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愿”等條款。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連以溫和的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 “假立憲”、“偽立憲”，更不必說廣大民眾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應了。現在，有不少論者極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并有論者認為，此時的清政府是“真立憲”。這種探索自有其意義，但對于研究清王朝為何滅亡、激進的革命黨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時的立憲“實際”究竟是“真情實意”還是“虛情假意”，而是它的行為給被統治者何種印象、何種感覺及他們最后的主觀認識是“真”還是“假”。如果他們認定清政府是真立憲，則激進的革命黨的活動空間將十分有限，更難成功；如果他們認定清政府是假立憲，溫和變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進的革命黨就能輕易得逞。

事實說明，清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的讓步妥協非常有限；它的立憲無論是“理論原則”還是“具體實踐”，都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更未能讓社會各界相信其“真立憲”。當一個政權的統治基礎都對其動機大表懷疑、毫不信任，對其所作所為大表反對之時，這個政權就面臨著嚴重的 “合法性危機”。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恰為激進的革命準備了條件。此時，清政府就面臨著這樣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一場暴力革命，恐怕已難避免。還是舊話一句，如果真要反對、消解激進，重要的不是指責、批評革命黨的“激進”，而是研究分析何以產生激進、激進何以能夠成功。“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一直堅決“反激進”、“反革命”的梁啟超，一語道破此中玄機。“飲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諄諄，吾輩今日豈可聽之藐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