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下認識和應對貿易保護主義——訪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

　　生意社3月6日訊　記者：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全球各經濟體經濟都出現了下滑或衰退，歐美發達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出現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性質的“小動作”，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燕生：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是一個長期爭論的話題，但是總體來說，近幾年自由貿易成為一種潮流。我們經常提到“亞當·斯密大戰李斯特”，是指在國際貿易方面一直存在兩種理念：一種強調自由貿易，認為自由貿易能夠為參與貿易的各個國家帶來利益，從而增進全球經濟福利；另一種則強調貿易保護，認為后進國家在“敵強我弱”的時候，要想獲得發展空間就必須把自己的市場保護起來，扶助本國幼稚經濟部門成長。這兩個方面最早的代表人物分別是亞當·斯密和李斯特。縱觀國際貿易的演進歷史，貿易保護主義思潮還是比較持久而且普遍的。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實際上都受益于貿易保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普遍選擇的貿易政策也是貿易保護，從而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直到20世紀8O年代后期以來，越來越多國家的貿易政策才不斷走向開放和自由化。從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來看，自由貿易往往是經濟強國或發達國家竭力在全球范圍內推崇的政策目標，而弱國或后進國家則主張貿易保護。一個很有意義的現象是19世紀的英國，作為當時的“日不落大英帝國”和世界工廠，英國大力推崇自由貿易，要求歐洲各國普遍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形成關稅聯盟等，而到了20世紀初，當英國的世界地位下降、其占據全球競爭優勢的輕紡工業競爭不過美國的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工業的時候，英國就由主張自由貿易政策轉而回到貿易保護政策。

　　而且，我們也會發現，當全球經濟繁榮時，多數國家會主張貿易開放；而當全球經濟下滑或蕭條時則主張貿易保護。在經濟繁榮時期，貿易不開放國家的經濟發展會滯后于貿易開放國家。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理論，從理論上對此進行了一定的解釋。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魯格曼認為，貿易利益的主要來源為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而不是傳統的比較利益；主張國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扶持本國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它通過鼓勵有效率企業的更快發展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這樣看來，在全球開放的條件下，自由貿易是有利于各國經濟發展的。而當全球經濟出現危機或蕭條時，就會出現更多的貿易保護。比如上世紀30年代美國在大危機后出臺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2萬多種進口產品的關稅大幅提高，引發各國競相效仿。每個國家都試圖將自己與外部危機隔絕開來，結果反而加劇了危機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

　　當前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各國經濟出現了下滑和衰退。雖然各國領導人都表示要汲取上世紀30年代貿易保護主義的教訓，采取必要手段限制本國貿易壁壘升高，但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現實選擇來看，2009年很可能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行為的高發期。

　　記者：歷史上既然有過貿易保護的慘痛教訓，而且國際社會對貿易保護可能帶來的危害并非渾然不知，那么為什么還有國家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現行的國際貿易體系及其規則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杜絕貿易保護主義行為的出現？

　　張燕生：在自由貿易問題上一直都存在貿易機會主義行為。現實情況是，要自由貿易就都自由貿易，要開放就都開放，如果有的國家在其他國家都開放的情況下自己不開放，它就會搭便車，得到好處。如果利益受到侵害的國家效仿或者報復，就會形成貿易沖突和貿易摩擦。比如，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方面，各個國家在擴大財政投入刺激內需，如果有一個國家沒有投入，通過自由貿易，別國的內需擴大就會拉動它的出口，它就會坐享其成，獲得別國投入帶來的利益。這對大家都是不公平的。

　　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提出了購買美國貨，擴大美國人就業的條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給全球帶來了極大災難，如果美國再發起一輪貿易保護主義風潮，帶動全球的效仿，在危機時不是同心協力，而是以鄰為壑，這樣國際金融危機就很可能走不出衰退，從而陷入經濟蕭條。

　　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如果美國這么做了，國際社會能有什么辦法呢？許多人認為，與上世紀30年代不同，現行的國際貿易體系及其規則能夠有效杜絕各種明顯的貿易保護措施。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這些規則中還存在較多的灰色地帶，并不能有效阻止各國采取或明或暗的貿易保護手段。也就是說，現在的國際社會并沒有一個真正能夠維護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制度或者機制。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多哈回合談判的宗旨是促進世貿組織成員削減貿易壁壘，通過更公平的貿易環境來促進全球，特別是較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但由于美國和歐盟等主要國家在削減農業國內補貼和削減農產品進口關稅等方面、美國和印度在農產品貿易保障機制等議題上沒有達成一致，最終導致談判中止。八年的新一輪貿易開放談判以失敗而告終，對全球自由貿易的推進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為什么會這么做呢？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后面有大選，有農民的投票在起作用，印度也一樣，它們為了本國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或者選舉政治的需要，會很輕易地把推進自由貿易的全球貿易協議中斷。而全球貿易制度的缺陷、貿易體系和多邊規則的脆弱，導致國際社會對這一結果的出現無能為力，從而也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始終威脅著我們。

　　記者：不同國家貿易保護政策方面有很大不同，中國應該如何應對？近年來，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和沖突似乎一直沒有斷過，有數據顯示，中國遭遇的反補貼調查數量全球第一，而且目前三分之一的反傾銷案件是針對中國的。您也提到，中國是貿易保護主義受傷害最大的國家，為什么？

　　張燕生：很多人會把貿易保護主義的關注點放在發展中國家。我個人認為，在對待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貿易沖突上，應該分開來考慮。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它們在國際上占競爭優勢的產業或產品還是比較少的。“南南合作”對中國來講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對待這些國家的貿易問題需要非常小心和謹慎。對于南南國家，應該從建立互補的貿易結構以及尋求合作機制入手，貿易戰不應當是主要的。對于一些較大的發展中國家，比如“金磚四國”，我個人認為，應采取區別對待的方式來考慮貿易沖突的解決方案。如巴西是資源型國家，印度和中國是兩個最大的競爭性的發展中大國，俄羅斯經濟與我國有很強的互補性，對于與這些國家產生的貿易爭端，應建立有針對性的雙邊貿易合作戰略和體制，采取一對一的方式加以解決。

　　而對發達國家的貿易沖突應是我們重點考慮的。發達國家傳統貿易保護的方式主要是反傾銷，新的方式是反補貼。補貼是政府行為，有時代表了一國的公共政策，因而對反補貼的界定是非常困難的。它有時不是一個貿易政策，而是演變為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在這方面美國起了一個非常不好的作用，它經常采用反補貼方式來挑起貿易爭端。而國際社會很少有國家使用這種方式的。除此之外，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都已成為發達國家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已成為貿易保護的最大受害者。原因非常簡單，第一，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出口占世界總量的比例最高；第二，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出口規模很大，且增長潛力不容忽視，極易對貿易伙伴國形成非常大的沖擊和影響；第三，中國的產業結構低下，出口的大部分產品是低端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非常激烈，容易引發貿易摩擦。中國出口占世界總量的8％左右，而所受到的貿易保護訴訟卻達到15％以上。第四，中國勞動力過剩導致全球勞動密集型工序和生產環節紛紛轉移到中國，形成加工貿易順差大于貿易總順差的順差轉移，一些國家利用雙邊貿易不平衡要求中國開放金融、電信等行業并迫使人民幣快速升值，否則以貿易制裁相威脅。這對我國企業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又加上我國很多出口企業是中小企業，老板是農民出身的企業家，讓他們掌握國際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利益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目前，在發生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只會越演越烈，對我國中小企業可謂雪上加霜。

　　記者：中國應該如何化解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回歸的風險？

　　張燕生：我個人認為，首先，政府應該加快推動自由貿易區(FTA)的建設，近年來，我國已經與巴基斯坦、智利、新西蘭、新加坡等國簽署了FTA，與澳大利亞、海灣合作組織、南部非洲關稅同盟等簽定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也在推進，這樣做的目的是實現小范圍內的自由貿易，減少貿易沖突。其次，對中國來講，應嘗試建立出口協調機制。今后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產品和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這也意味著今后的貿易沖突和貿易摩擦會越來越嚴重。比如，如果我國某個行業的產品要出口到歐美市場，即使這個行業的生產集中度非常低，企業非常分散，我們也可以通過出口協調機制，在出口價格、質量以及售后服務等方面作出保證，并且建立有序的出口規模增長速度，從而減少貿易摩擦。第三，要把中國的出口和投資結合起來。這是日本解決貿易沖突中很重要的經驗。比如，當日本要出口100萬輛汽車到北美時，它就把100萬輛汽車的產能配置在北美，在當地生產或組裝，把本國的生產體系變為全球的生產體系。第四，應做好公共關系，在國際社會爭得更多的話語權。要正面宣傳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性質，贏得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促進中歐、中美貿易的正常健康發展，這對減少貿易沖突和貿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紡織工業總會做得很好，每年召開一次全球紡織大會，宣傳我國紡織業的發展情況，聽取貿易伙伴的批評意見，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其他行業協會也應該這么做。最后，針對歐美對華的貿易制裁或訴訟，最好的對策是針鋒相對，但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這不僅僅是企業的責任，因為在反補貼、技術壁壘等貿易保護手段方面，我國企業的經驗很少，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和非政府組織的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