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進京城了，他們拽著上百億的鈔票，瞄著那些嗷嗷待“錢”的北京企業。

“我們來北京沒有別的目的，就是來賺錢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開宗明義。2月25日，由他帶隊的包括中馳財團、興樂集團等溫州65家企業財團，開始考察北京180家資產超過300億元的市屬國企項目、50家中關村高科技企業以及部分金融項目。

這是溫州商人第一次組團進京，在此之前，他們抱團征戰，足跡幾乎踏遍了全國，生意做到了數十個國家。

圍剿最后的“富礦”

因為蘊涵著“溫州”、“北京”、“國企”三個敏感字眼，25日，在北京金融街洲際酒店舉行的“投資北京－溫州企業投資洽談會”引來了近40家境內外媒體。

原定上午9點開幕的投資洽談會，8點剛過就人潮涌動，到8點50分許，主辦方安排的座位已經全部坐滿，后到的參會人員只能臨時在后排加座位。

面對臺下的溫州老板，北京國資委、中關村科技園及相關機構不惜口舌，“賣力”推介，使得午餐時間壓縮到半個小時以內。

北交所有關負責人介紹，北京進入新一輪國企改制，涉及資產約1000億元以上。北京此次拿出來對溫州商人招股推薦的項目，90％為中小型企業，涉及到房地產業、酒店服務業、文化產業等十多個行業，其中不乏知名企業，如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到今年底，北京市屬二、三級國企中，具有改制條件的必須改制完成。

在周德文看來，通過產權運作進入實業可能是溫州資本的“最后晚餐”，也是一個“富礦”。他說，由于目前在溫州已經沒有太多發展空間，土地、人力資源匱乏，所以必須走出來尋找新空間。此外在“炒房”和“炒煤”相繼遭遇政策限制之后，溫州的資本也需要尋找新的投資渠道。目前浙江的國企改制早已完成，因此只有在異地才能找到資本降落的平臺。

早在前幾年，就有不少的溫州民營企業家借上海國企改組改造之機提前進入到了國有企業。按照上海溫州商會的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近400家會員企業里，有近50％的企業已經參與兼并或收購了破產的上海國有企業，還有一部分已經承包或租賃了效益差的國企，另有一部分企業正準備兼并收購或承包國企。

“我們感覺北京其實并不缺資金，但是以往政府主導的國企改制，往往只改變了企業的股權結構，企業的國有性質并沒有改變，希望通過溫州民營企業的參與，給北京的國企帶來新的機制，把企業真正引向市場。”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薛夢說，另一方面，溫州企業經過量的激烈競爭，也面對著產業升級，向其他領域擴張的急切需要。

周德文告訴記者，這次來不僅僅是針對改制的國企。溫州民營企業此行目標有三類北京企業：一是和輕工業相關的上下游企業；二是高科技企業；三是改制的文化產業。

北交所曾經到過寧波、杭州、溫州、蕭山做項目推介，但溫州商人反應最快，也是第一個組團到北京。

“看中一個項目，然后就快速跟上，狠狠的把握住，這就是溫州人經商成功的獨到之處。”中馳財團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鄭志榮對記者說，他稱自己的財團擁有9家高科技企業，此次來北京主要是考察北京中關村的高科技企業。

“北京國企改制相對滯后，如今在全國還擁有龐大國有資產的省市已為數不多，因此，溫州資本乃至全球資本想進入北京國企改革領域也就不足為奇了。”北京產權交易所總裁熊焰說，他還揭示了溫州資本進京的深層含義：此舉意味著北京即將迎來國企改制高峰，標志著北京市屬國企向民企開放的大門正在進一步打開，向所有民間資本開放。

“這次投資沒有資金限制，重要的是看哪些項目可以投，哪怕幾百個億我們都拿得出來。”周德文說。

從蜂擁到謹慎

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但溫州資本的逐利過程中，集體意識過于顯眼，被套以“炒”字，遭到了大眾與媒體的病詬以及政府的棒喝。

溫州政府率先出臺征收高達20％的消費稅政策以限制購買第二套住房，這一政策如今為廣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所復制；宏觀層面上，國家通過“國八條”、提高房貸利率等舉措控制房市投機和炒作。“溫州炒房團”開始從全國各大中城市撤離。

與此同時，“炒煤團”也遭遇套牢。因為資源過度開采與浪費，環境惡化，事故頻發，2004年底，山西開始了對于煤炭開采業的規范和整頓，做出了用10年時間淘汰全部小煤窯的決定，其中在2006年底全部關停9萬噸以下小煤礦，而溫州炒煤團所控制的煤礦大多集中在6萬噸之內。

但溫州人至今對輿論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炒”字耿耿于懷，甚至諱莫如深。

中馳財團被傳是個房地產的“大炒家”，但公司執行董事鄭志榮對此予以否認，他對記者說：“我們財團都是做高科技的，實際上沒有炒過房，那都是被人誤傳的。”

周德文同樣為溫州炒房團辯護：溫州的企業家都是安心做實業的，真正炒房的只是他們的家屬，如妻子、老人等，他們原本可能只是為自己的子女買房，但看到了房產市場不菲的利潤，就向這方面投入了資金。

在經歷了“炒房”、“炒煤”的境遇之后，面對情況更為復雜的國企，溫州資本已經表現出謹慎的一面和更為清晰的思路。

周德文坦承，盡管溫州企業有收購其他地方國企的經驗，但來北京參加國企改制項目的確也有一些顧慮。

“國企改制后職工安置問題和股權問題都可能是談判的難點，北京作為首都，各項政策都很規范，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思想準備。”周德文說。

“在北京參與國企改制與其他地方的確有些不同，在其他省市，往往是改制企業主動找投資方先進行談判，達成共識以后再報政府監管部門批準。北京這里的程序卻倒了過來，是政府牽頭，來推動企業進行改制。”周德文說，“我們目前還沒有跟企業的管理層談過，不了解企業的想法，如果企業管理層的意愿和政府不同的話，恐怕操作起來會比較困難。”

“我們已經聽說了北京‘水很深’”，一位隨團而來的溫州企業主對記者說，北京是“多頭控制”，決策過程不同于地方政府。

對于具體的操作，溫州人表現出了更為精明的一面。溫州興樂集團總裁虞文品表示：“我們肯定不會參股，因為國企的體制不夠靈活。我們要么買下，要么放棄。”光上集團董事長何光善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

面臨國企信息披露不全，產權清晰與否、債權債務情況、職工安置、中高級管理層的意志等一系列棘手問題，溫州商人沒有沉醉于“自我表達”中，一個證明是，他們此次進京帶來了龐大的律師團。這個律師團由7家律師事務所9位律師組成。溫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周慶春對記者說：“我們將為企業決策做出專業的判斷。”

資本的未來

從“炒房”到“炒煤”，從制造業到高科技和文化產業，從小作坊到投資國企，都顯現了溫州巨額熱錢急需出路的現實，也展現出溫州資本十分清晰的運行軌跡。

2004年年底，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完成的“溫州民間資本的發展與引導研究”報告顯示，溫州的民間資本已達2770億元，年末將突破3000億元；其中約有400億元左右的資金是在企業必須投資之外的，屬于游動資金。

權威統計顯示，去年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利率逐月下行，6月份月利率為9．62‰、比年初下降了2．5個千分點，已基本回歸到2004年5月份大幅上漲前的水平。民間資本在溫州當地的使用效率在下降，導致更大量資金成為游資。

周德文對記者稱，目前溫州民間的資金大約有3000億元，加上在外地經商的溫州人的3000億元，總共6000億元的資金可以用來投資。

談及資本的未來出路，周提及最多的詞就是金融機構。他直言不諱：“溫州人其實早已經瞄準了金融行業。”

早在2004年6月，由溫州市9家企業聯合組成的首家民營財團中瑞財團宣告誕生。但成立之后，中瑞財團可謂四處碰壁，目前能夠開展的業務基本局限在房地產上，因而被學者稱之為“溫州最大的炒房團”。

“其中泰力實業等4家就還曾希冀發起設立建華民營銀行，相關報告已經送達浙江銀監局，但一直沒得到回復。”周德文告訴記者。

周德文坦言，投資渠道的缺乏，是一部分資金熱衷于短期投機的重要原因。

周德文說，“非公經濟36條”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政府對民營經濟的地位作用越來越看中。他談到了自身感受：“非公經濟36條”頒布后，全國各地代表團都涌到溫州，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我也被26個縣級以上政府聘請為經濟發展顧問。”

近日從溫州傳出消息，溫州將試點中小企業投資融資公司。試點公司首期吸收資本金最低為實收人民幣5億元，由溫州市政府明確一個政府部門主管，組織、鼓勵和引導轄區內具有一定經濟規模的5至10家企業發起，采取股份制的組織形式，每個企業平均持股并享有同等權益。據悉，中瑞財團集團有望操刀試點。按照周德文說法，中小企業投資融資公司作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將不吸收居民儲蓄存款，主要向中小企業提供融資。周德文還透露，據他的了解，中央對民間資金的管理近期將有新的動作，有關部門將進一步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吳君強)

來源: 中華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