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電站和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的兩次嚴重事故，使全球核能發展勢頭急劇跌落。但在當前能源危機的影響下，世界核電在沉寂多年后，正在興起新一輪的復蘇。
　　特別是近幾年，核電再次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重視。美國計劃在2020年增加6000萬kW的裝機容量；日本計劃到2014年要增加10臺機組并網，使核電的份額超過40％；韓國計劃2015年核電份額將占46％左右。發展中國家也掀起了建設核電的熱潮，印度計劃到2020年將核電容量擴充至目前的10倍，巴基斯坦計劃到2030年將核電擴充到800萬kW。
　　而此間，中國的核電發展戰略也在由“適度”轉向“積極”。從中央8億元投資核電、風電重大裝備國產化項目到5800億元電力投資計劃，再到不久前通過的裝備制造業振興規劃，鼓勵核電發展的政策導向清晰可見。
　　2009年2月17日召開的國家能源局“核電技術裝備自主化第三次工作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明確表示，積極發展核電是調整中國能源結構的關鍵，并提出依靠自主化技術裝備來保障今后20~30年核電的發展。　
　　
　　新環境新市場
　　張國寶在會議上表示，我國將進一步調整核電發展規劃，力爭2020年核電占電力總裝機比例有較大幅度提高。有分析人士認為，從在建及國家發改委批復的情況看，2020年核電可能實現裝機7000萬kW、在建3000萬kW的目標。對此，張國寶在會后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上述數字都不準確。但國家能源局電力司副司長曹述棟日前在電力科學發展高層研討會上透露，調整國家核電中長期規劃的初稿在能源局電力司層面已經形成，近期將上報國務院，初步設想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達到5％，發電量達到8％，保守估計裝機容量將超過7500萬kW。
　　對于此番規劃調整，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原核電辦公室主任許連義認為有以下原因：“目前，我國以火電為主的能源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大氣污染已經引起世界的關注。我國政府正努力調整能源結構，逐步提高清潔能源比例，而風電、光伏發電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大規模的電量需求，因此應該大力發展核電，最終形成以火、水、核為支柱的能源結構。目前我國已投產的核電機組容量大約是910萬kW，僅占電力總裝機的1.3％，因此提高核電裝機比例是我國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
　　據了解，目前技術成熟的發電方式除火電、水電外就是核電。雖然近年來，電力行業通過推廣超臨界和超超臨界、開發IGCC等技術提高了火電的發電效率、降低了煤炭消耗，但可改善空間有限，水電發展也受到很多客觀條件的限制。其他可再生能源，如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等，從經濟性和技術性來看，短時間內不具備成為我國主力能源的條件。因此，當前具有大規模替代能力和前景的只有核電。
　　核電建設規劃的提高為核電裝備制造業帶來了巨大的商機。依照行業平均水平，用于核電的總投資額中，將有約50％用于采購與核電相關設備，預計中國核電設備市場到2020年將有3500~4000億元的容量。
　　然而，目前對市場容量的預測還只是紙上數字，如何成為一場真正的盛宴，還面臨一系列復雜的問題，如國產化制造能力行不行？資金從哪里來？　

　　考量裝備制造業
　　一位業內專家告訴記者：“如果按照2020年核電裝機7 000萬kW的目標，今后每年需要新建600萬kW裝機，即6臺百萬千瓦機組，通常每臺機組還需要2年的安裝調試時間，這就要求設備要在2018年前全部完成供應，并且保證100％無故障。以目前的制造水平來看，設備供應環節還需要更多努力。”
　　據了解，完整的核電項目一般包括設計、設備制造、安裝調試、運行四個環節。其中，設計是龍頭，設備制造是關鍵。在目前核電建設項目相對集中以及國內制造業水平亟待提高的情況下，我國核電裝備制造業將同時面對質量和產量的雙重考驗。
　　許連義說：“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和一定技術水平的裝備制造業體系，并通過引進、消化、吸收的方式逐步實現了大部分設備的國產化，但由于管理、經驗等原因，生產熟練程度和質量控制能力制約了產量的提升”
　　另一方面，目前核島的關鍵設備，如核主泵、核主閥仍然沒有實現國產化，完全依賴進口；在核電站控制系統方面，我國有能力生產，但是沒有業績，因為這與整個核電站安全運行息息相關，業主不敢輕易嘗試新產品；還有一些特殊材料我們仍然無法自給。因此我國加大核電發展的愿望某種程度上還將受制于國外。
　　另外，此次工作會議還確定了第三代核電自主化依托項目的裝備自主化方案，因此有業內人士提出，在我國制造業剛剛掌握二代核電技術設備生產的時候，就要面對三代核電技術，是否會打亂國產化的步伐。
　　對此，許連義認為沒有必要過多擔憂，“與二代技術相比，應用于三代技術的設備中，只有主泵存在較大變化，其他設備，如蒸汽發生器、壓力容器、堆內構件的大部分技術是通用的，只是單臺設備容量向大型化發展、加工焊接要求提高，完全可以在現有的生產經驗基礎上進行供貨。”
　　實際上針對三代核電站關鍵設備的國產化工作正在有序推進。
　　2009年2月4日，AP1000第三代核電主管道彎管用鋼鋼錠在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煉鋼車間冶煉澆注成功，這是國內冶煉澆注成功的第一支AP1000主管道鋼錠，整個冶煉澆注過程完全受控，各項參數全部符合工藝要求；2009年2月27日，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在哈爾濱組織召開了三代核電AP1000主泵聯合項目管理組織（IPT）領導小組第4次會議，對第三方技術的轉讓、主泵飛輪模擬件處理、中方參與首臺主泵鑒定試驗、國內分包零部件原材料發送方式、哈電交直流公司缺口設備采購等問題進行了溝通和討論，強調了國內生產的2臺主泵必須如期安裝在海陽核電站2號機組的原則。　
　　
　　政策助力發展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核電裝備的國產化取得了輝煌業績，可以自行設計、建造和成套提供以CPR1000為代表的二代改進型技術，裝備自主化率達到80％。然而，國內一家核電運營單位的總經理認為，面對新的核電機遇，僅靠企業的自行努力是不夠的，“國家應從宏觀角度指導這項工作的進行，在政策、經濟等方面給予支持，以適應當前核電發展的需要，為我國核電產業高水平、標準化、批量化規模發展提供政策保障。”
首先，國家應當加大核電設備自主化的財政扶持力度。
　　據了解，對核電關鍵設備進行國產化，需要引進部分裝備和關鍵技術，并進行大量試驗等開發研制工作，而這些工作目前大部分企業都是自己掏腰包進行。“因為核電屬于一個新型項目，我們國家從無到有、再到逐漸掌握、逐步提高，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投入的過程。我認為讓企業自己去做是不合適的，市場化運作要求其以生存為主，動輒千萬上億的產品研發經費不符合商業規律，面臨研發失敗及未來市場需求不確定的風險。”上述總經理表示。
　　雖然國家已經給制造企業進行了一定的財政補貼，但額度不大、支持作用也十分有限。2008年底中央決定從新增1 000億投資中安排8億元，專項用于核電和風電重大裝備國產化建設，此次項目總投資74.386 6億元，其中中央投資8億元，銀行貸款和企業自有投資分別為50.354億元和16.032 6億元。
　　許連義介紹說：“企業資金一方面來自前期在火電市場的積累，另一方面國家也給予了優惠的貸款政策，通過市場運作的方式可以幫助企業實現資金流的運轉。其實，除了直接向制造企業注資以外，對首臺套設備的財政鼓勵也具有現實意義。”
　　前述運營單位總經理也表達了對國家鼓勵、保障首臺套產品進入市場的期望，“首臺套的成本一般比較高，作為業主從經濟和安全角度來看并不是最佳選擇，難以進行消化，因此，國家應該給予制造企業補貼以降低產品成本，使其維持利潤進行持續研發，盡快提升產品可靠性、降低生產成本。”許連義還表示，國家在資助制造企業的同時還應該給業主單位上“保險“，以增強其采購意愿和使用信心。
　　其次，許連義還提出，國產化率要結合我國當前設備的科研與制造能力以及世界核電制造業的發展趨勢，確定一個合適的比例。不適宜地追求高國產化率，會造成總造價的提高，對于制造技術難度大、數量少、在國內生產又不經濟的設備和部件，可以考慮從國外進口。
　　另外，核電裝備國產化進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實施周期長、綜合性強、涉及領域廣泛，國家應當建立高效、運行通暢的專項組織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從而優化資源配置。一位業內人士認為，由于核電站的建設周期比較長，一般需要5~6年，所以在2020年裝機容量的大目標基礎上，還應該制定每年的建設計劃。這樣讓企業清楚地看到市場前景和方向。因此，國家應該有某個宏觀部門或委托一個大的國家權力機構，對核電發展的總體規劃實現，從產業鏈角度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