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每天處理生活垃圾約2.26萬噸，其中近七成作填埋處理，全市填埋場已接近飽和。經計算，2017年后，廣州市的垃圾將無處填埋。(見2015年7月1日《新快報》)

其實，許多城市與廣州有著相同的垃圾之患。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口持續增加，城市土地資源緊缺，尤其經濟發達地區更是捉襟見肘，而垃圾產生量卻越來越大，傳統填埋方式步入死胡同。更何況，簡單的填埋處理會對土壤、水質等產生嚴重的污染，因為填埋的垃圾污染物要想分解，至少需要100年。

據了解，發達國家解決垃圾圍城，主要分兩步走：一是對垃圾進行分類，變廢為寶;二是對無用的垃圾進行無害化處理，盡量實現零排放。而這兩方面都是我國的“軟肋”。

垃圾分類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也需要社區居民自覺配合。但目前我國許多城市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一些城市居民的環保意識欠缺，嫌麻煩不愿分類。以首都北京為例，作為國內垃圾處理較好的城市，北京近幾年累計投資幾百億元用于垃圾分類處理，但仍然趕不上垃圾增速。

此外，我國城市垃圾分類主要靠人工，效率低下，而一些發達國家已實現垃圾分類自動化，長了“眼睛”的精選設備能將有價值的垃圾分選回收，純度可達90%，值得我們學習。

在我國，垃圾無害化處理更是舉步維艱。廣州計劃建設7座垃圾焚燒資源熱力電廠，全部建成投用后，可基本解決生活垃圾的出路。但很多市民不愿焚燒廠建在自家門口，認為會產生致癌物二噁英。例如，第四資源熱力電廠早在2009年年初就規劃建在番禺區，卻遇到市民強烈反對，只好被迫重新選址，至今尚未確定。

市民反對在家門口焚燒垃圾，既有認識問題，也涉及相關利益。垃圾處理如何突破民意“梗阻”?這是對政府智慧及公信力的考驗。垃圾發電，節約土地，變廢為寶，絕大多數公眾是受益者，但周邊少數群眾的生活則可能為此受到不利影響。政府在決策時，既要全盤考慮，也要注重細節，努力在維護社會公益性與爭取群眾普遍支持之間尋找最大公約數，最大程度地增強共識，化解矛盾。

按照環保專家的觀點，焚燒溫度超過850度時，99%的二噁英會被分解掉;當溫度超過1000度，二噁英就會全部分解。目前我國垃圾焚燒廠都是高溫焚燒，因此所產生的二噁英可忽略不計。既然垃圾焚燒對環境及公眾健康無害，為何群眾“老不信”呢?這說明我們的信息公開透明度差，科普宣傳不到位，亟待改進。

退一步說，即使群眾相信垃圾焚燒無害，仍然會擔心因監管不力而出現意外事故，所以政府要拿出切實可行的監管“利器”取信于民。

再退一步說，即使以上問題都迎刃而解了，“鄰避問題”仍是普遍存在的公眾心理，誰都不愿意垃圾焚燒廠建在自家門口。國外解決“鄰避問題”的良策是通過補償機制讓周邊居民感受到利益平衡，這一點值得我國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