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發改委公開發布1043個PPP項目，總投資額近2萬億元。一場投資盛宴正在開啟。

此前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對媒體表示，全國各地公布的PPP項目，大概只有10%-20%左右簽訂了合同。

地方政府面臨高企的債務，社會資本懷抱巨資，PPP可以說是一條雙贏的道路。然而，這場“戀愛”并非一帆風順，一位民營企業投資人表示，與政府合作，想說愛你不容易。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劉素宏

密集拜會41家地方政府收獲寥寥

做了十年軌道交通項目的一家大型民營軌道公司負責人鄭明(化名)說自己最近“忙得不可開交”，他希望能通過與政府合作，擴大自己的業務。

鄭明所在的公司與國開行聯合組成軌道建設基金，按照公司規劃，今明兩年將投資10個地鐵項目，投資額約為2000億。

但情況并沒有按鄭明預想的發展。鄭明表示，他在5個月內與41家地方政府密集接觸，但目前還沒有一家談成的，最后有進一步接觸意愿的只有四五家。

“幾乎有軌道項目的地區，我們都接觸過”，5月26日，發改委公布PPP項目庫那天，鄭明告訴新京報記者。

“這就像談戀愛一樣，要雙向選擇，你情我愿”，鄭明總結自己與地方政府的談判心得。總結談判未果的原因，鄭明表示，地方政府經常在談判中設置過多門檻，讓他感覺缺乏合作的誠意。有時則是他自己“不想和地方政府玩兒了”。

4月，國務院出臺《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簡稱《辦法》)，提出要發揮社會資本融資、專業、技術和管理優勢，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鄭明認為，在實踐中，很多地方政府并沒有落實，也沒有劃清自己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界限，“部分地方政府還是沒有用市場化的思維去思考，還是沒理解PPP的內涵，這樣沒法一起玩兒”。

政府和企業“你情我愿”不容易

就在一個月前，鄭明與中部某省會城市談一個地鐵項目的合作，但卻被告知要組成聯合體，當鄭明問聯合體的考量標準時，該市發改委一位工作人員告訴鄭明，要考量“所有標準”，但對方始終未拿出一個具體標準。在鄭明看來，地方政府指定施工方、標準不明確，這樣的合作要求毫無誠意，即使進入，社會資本也是做只出錢、沒發言權的“冤大頭”。

更讓鄭明擔心的是，部分地方官員只對自己任期負責，對軌道交通項目整體風險、可行性、安全性缺乏科學的研究。鄭明表示，遇到這樣的談判對象，他只能敬而遠之。

不過，一些地方的PPP項目負責人有不同看法。多地PPP項目負責人對新京報記者表示，政府在選擇PPP項目合作的社會資本時會慎之又慎。

寧夏吳忠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負責人周濤告訴新京報記者，在項目招標時，社會資本看似很踴躍，但很多企業存在技術不成熟、資金實力不夠雄厚等問題，最后參與競標該項目的只有2家公司。

“政府在選擇社會資本時要慎重，尤其要考慮企業的資金實力和融資能力，否則后期資金跟不上就會很麻煩”，周濤表示。

社會資本在PPP中賺不到錢?

在2014年底，任志強曾在一次論壇上炮轟北京地鐵4號線PPP模式，稱社會資本從中賺不到錢，也沒有法規對定價權做出規定。

半年之后，作為PPP項目負責人、京投公司融資計劃部總經理任宇航則對任志強的“吐糟”做了回應，他表示社會資本參與地鐵PPP項目是可以賺取合理的回報的，而地鐵票價權要掌握在政府手中，才能保障公共利益。

任宇航表示，雙方合作有一個磨合過程。在建4號線時毫無經驗，在摸索中談判了三四年。“但運行到第二條線時，我們就有經驗了，知道社會投資人在哪里、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對哪些風險比較敏感。”任宇航表示。在他看來，北京從4號線PPP項目中積累了經驗，理清了政府與社會資本的風險劃分和角色定位，地方政府遵守契約、信用良好，這對社會投資者來說是很大的吸引力。

有了北京地鐵4號線這個PPP項目樣本之后，還有3條北京地鐵也被納入了發改委最新公布的PPP項目庫，分別是地鐵14號線、16號線和6號線。

與地鐵4號線相同的是，地鐵14號線依然將地鐵進行分割投資，業內俗稱“AB包”。A包主要包括征地拆遷、洞體、車站等土建內容，由政府方負責投資;B包主要包括車輛、通信、信號等設備投資內容，由社會投資者負責。

目前，京港地鐵公司通過招商負責B包的建設，并可以在30年的特許經營期內對地鐵14號線全部資產(包括A包和B包)進行運營和管理，30年后將地鐵歸還給政府。任宇航表示，B包“有一定盈利空間”。

政府和企業“都需要補課”

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教授王守清研究PPP項目20多年，十年里他做了1000多場講座，平均每3天就要講1場。

在接受新京報采訪的前10天里，他的飛行軌跡是三亞-深圳-北京-南京-廣州-貴陽-北京，10天去了7個地方，落地就去講課。這背后，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對PPP項目缺乏理解，匆忙補課。

每次講課之后，地方政府、企業都會跟王守清講述面對PPP的困惑，在王守清看來，雙方不能達成合作的原因是，都太急了。

不少社會投資者希望獲得短平快的收益，幾十年太長，要承擔的風險讓投資者不敢輕易進入。地方政府也急，忙著上項目，但手中沒錢，越窮的地區越急。有地方官員希望借著PPP火熱的時機，招來企業投資，而地方政府不出錢，只管最后回收工程。

這種情況的背后，是高企的地方債，讓地方政府不得不學會“打算盤”，希望運用PPP推進投資的一個原因。

財經專欄作家李奇霖最近發文稱，第一批萬億置換債要求在8月31日完成，考慮到2015年負有償還責任地方政府債務到期1.86萬億，以Wind城投債口徑測算的2015年政府到期債務約3.7萬億。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分析稱，政府對肩負保投資重任的基礎設施投資力不從心。土地出讓金下滑，加上新預算法實施，地方政府加杠桿空間有限，政府想要投資卻沒錢。

“PPP被作為化解地方債、拉動基建投資的救命稻草”，中國戰略思想庫秘書長田云表示。

“你們要結婚，不是辦場婚禮就散”

一些民資對PPP項目存在顧慮，是因為不少地方政府信用存在“透支”。

北京市惠誠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薛起堂表示，地方政府在與社會資本合作過程中，曾出現過私下串通招標、違約等情況。

上述說法也得到了發改委確認。發改委法規司司長李亢在5月5日的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確有地方政府不按協議履行價格調整的承諾，以及在社會資本進賬之后就卸包袱一樣放給企業，政府撒手不管，使得公共服務質量下降。

對此，王守清提出PPP合作4原則。一是政府和企業要樹立風險分擔的原則，理清政策和商業風險，明確自身定位。二是要明確各自的責任，否則會扯皮。三是政府對企業要全授權，企業要充分參與到PPP的建設、運營，政府不做不是自己專長的事情。四是政府給企業的回報要跟績效掛鉤，對績效是否達到要求進行考核。

王守清表示，“PPP項目雙方要共度幾十年，不是辦個婚禮那么短的事兒”，王守清經常對前來跟他請教的政府和企業講。PPP可能要涉及政企雙方二三十年的合同，恐怕再聰明的人來簽這么長的合同都會有不完備之處，所以除了合同之外，雙方在日后可能有很多需要協商之處。其次，就像婚姻一樣，政府和社會資本要有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準備。因為PPP項目提供公共產品，最后是老百姓來使用，一旦出現問題，需要雙方共同承擔。

名詞解釋

PP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礎設施一種項目融資模式。在該模式下，鼓勵私營企業、民營資本與政府進行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對話

王守清：政府違約能否訴訟是問題

簽約率不足兩成的原因是什么?

王守清(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教授)：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很多地方列出的項目沒有經過科學論證，是否有必要建，是否適合用PPP方式做，這些基礎性的問題還沒搞清楚。二是PPP項目周期長，政府和社會資本可能需要簽訂10年、20年、30年的合同，前期準備過程要花時間。三是地方政府信用透支、企業融資難，并且PPP項目肯定不是暴利的，所以企業不會一下撲上來。四是PPP項目對企業、政府提出了綜合性的要求，要有施工、財務、運營、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識儲備。

你參與特許經營管理法草案的制定，各部委的爭議點在哪里?

王守清：發改委和財政部主要的爭議在于兩點，一是發改委推行的是廣義PPP，政府和企業合作都算，而財政部更強調政府要占股份。發改委推廣PPP上項目，而財政部擔心公益性項目、準經營性項目涉及財政補貼，財政是否有承受力的問題。

好的趨勢是，最近國務院42號文明確了PPP、特許經營的含義，PPP含義更廣，包含了特許經營。部委之間聯合發文的情況越來越多，共識也越來越多。

特許經營管理法何時出臺?

王守清：我對此不太樂觀，5年、10年都不好說。按照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的原則，財政部、發改委的規章跟別的法沖突時，要遵循上位法。最明顯的問題是，新《行政訴訟法》與發改委、財政部的文件關于一旦政府與社會資本發生爭議的處理規定不同，那么一旦政府出現違約等行為，社會資本能不能提起行政訴訟還有待觀察。

在PPP項目中，政府和企業雙方不能達成合作的原因是，都太急了。 ——王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