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規定公路兩側綠地有機質含量要達到5%-8%，在日本，園藝土壤一般要求土壤有機質是5%，而我國現在基本上是在1%-2%左右。土壤有機質平均提高0.1%，糧食產量的穩產性就會提高10%-20%。過去30多年來，一味地依賴化學肥料、種養分離、農村勞動力流失等使得農村傳統堆肥逐漸退出視野，有機肥在肥料總量中的使用比重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而與之對應的是，無論是污泥、餐廚、畜禽糞便還是其他有機廢棄物，在其環保治理依然無法到位的同時，回歸土壤的路徑也隨著傳統農耕文明的徹底消亡而變得無比狹窄。好在國家已認識到解決土壤危機的刻不容緩，已經開始著手布局，對環保產業也醞釀著巨大的機會。

本文原文來自《給水排水》和《中國環境報》，題目《污泥處置應建立完善長時間風險評估機制及法規政策》， 由住建部城建司張悅和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劉洪濤撰稿。本文基于閱讀者習慣，在標題、結構、順序上略作調整。

長期以來，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對污泥用于土壤改良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推動做出了突出貢獻。此外，E20研究院觀察到，一些認識到行業困境，并基于自身稟賦，在環保和農業兩個行業成功跨界的有機廢棄物處理處置的環保企業，包括北京嘉博文、中科博聯、上海復振等，也從農業口方面突破，對污泥、餐廚等固體廢棄物有機質循環利用方面的技術落地、產業貫通和政策推動方面也一直在不懈地努力。

我國城市污泥處理處置近來再次成為業內和公眾關注的熱點。生活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置率普遍較低的原因到底是缺政策、缺資金還是缺技術，已成為業內討論焦點。

眾所周知，污泥的處置去向決定處理路線的選定，但前者恰恰還未在國內形成普遍共識。有些城市幾乎嘗試了所有主流的污泥處理技術，卻難以尋找到適合的處置途徑。處理后的污泥找不到合適的去處，也成為不少處理工程難以正常運行的重要原因。

污泥中含有大量有機質，處理后的污泥回歸土地，進行土地利用，符合資源循環利用理念，加之操作簡便易行，能有效補充土壤肥力等優點，在發達國家已得到了充分的探索和實踐，逐漸成為業內倡導采用的主流處置方式之一。

從國外的發展情況來看，無論是土地廣袤的國家，如美國、巴西等，還是國土面積有限的國家，如歐盟成員國、日本等，進入21世紀以來，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的比例均在不斷提高。而厭氧消化、焚燒、碳化、發電等城市污泥能源化途徑，在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歷了多年的技術研發和工程化應用后，其比例卻在逐漸降低。

究其原因，除土地利用之外的其他資源化方式均需輔助技術手段，加以分離、提煉或純化城市污泥所蘊含的能源形式(如沼氣、有機質、可燃碳等)，造成直接運行成本和間接成本(如尾氣控制、殘余物處置、安全防護)的提高，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二次污染。

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以下簡稱“城市污泥”)經無害化處理后開展土地利用，是充分利用其養分和有機質資源的直接、有效的途徑。對于我國而言，大量土壤需改良、提升有機質含量，經穩定、無害化處理后的污泥回歸土地，有著現實的需求，但具體操作中也存在著諸多障礙，例如對重金屬污染的顧慮、成本與售價的不匹配、部門間的規定難以協調從而限制產品出路以及技術法規不完善等。

 重金屬污染問題

事實上，以活性污泥法為主的污水處理本身并不產生重金屬污染，從責任溯源來看，城市污泥重金屬主要與工業污水排放進入城鎮生活污水系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而在城市污泥土地利用中，重金屬問題的根源在于城市污泥從市政污水處理系統進入土壤系統后，受體性質發生轉變。重金屬由人為控制轉換為自然演化，轉變結果是失去對重金屬可能經土壤進入食物鏈的控制。同時，重金屬在土壤系統內的遷移與轉化的不確定、時間尺度上的長效性，這些問題會使公眾對城市污泥重金屬是否會造成污染并不完全“放心”。

城市污泥施用確實會增加土壤和農產品重金屬含量，但大部分情況下均未上升至《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以及相關的農產品重金屬限量衛生標準等“超標”紅線，同時，我國至今仍未出現一起因城市污泥重金屬超標所致的農產品污染事件，污泥土地利用盡管存在爭議，但尚不足以進入重金屬污染嚴控對象的范疇。

但由于科學研究性質的局限性，在時間尺度上還不足以驗證公眾擔憂的情況發生的可能，因此這類評估和驗證仍需持續不斷進行下去。

此外，重金屬問題也并非土地利用途徑所特有，只是在其他利用途徑上往往被忽視。例如，城市污泥厭氧消化產生沼氣后，殘余的沼渣中重金屬含量并未降低;城市污泥焚燒后，灰渣和排放尾氣的重金屬風險依然存在。

追本溯源，城市污泥重金屬來源于工業污水的進入，因此重金屬來源監控就顯得極為重要，如果未落實重金屬源頭的監管責任，而一味地否定城市污泥土地利用，則是背離了資源循環利用的理念，這種“因噎廢食”的做法也是不科學的。

目前，城市污泥中超標的重金屬元素類型已從以往具有工業源特征的鉻、鉛、鎘等轉變為顯著生活源特征的汞、鋅等。這種變化趨勢說明我國的城市污泥重金屬特征化逐漸清晰，為后續制定控制措施提供了基礎。而像鋅(Zn)這類的有益元素，通過《污泥農用泥質標準》的修訂，已放寬其上限值，爭取不讓因鋅的部分超標成為限制污泥土地利用的瓶頸。這是客觀認識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的一個重要進步。

污泥土地利用遵循資源循環利用的原則，以最自然的粗產品形式(肥料、基質土等)將城市污泥所含的來自土壤的資源再次返回土地。相比于其他資源化途徑，污泥土地利用的優點明顯，前景廣闊，但其存在的瓶頸也急需突破。

成本與溢價能力不匹配

城市污泥富含植物養分，可作為補充土壤地力、調節土壤性質的有機肥或調節劑，但近些年以城市污泥為主要成分的有機肥或調節劑的產品化一直處于波瀾不驚的狀態，究其原因，分析如下。

從城市污泥自身性質分析，高含水量使其在成為產品應用前，必須通過壓濾、烘干等物理脫水或者發酵等生物脫水方式將水分降低至使用方可接受的程度。相比于其他有機廢棄物，如糞便、生活垃圾等，在前處理環節要付出更多的能耗和處理成本。

同時，城市污泥中較高含量的有機質，直接進入土壤，會經歷有機質降解的穩定化過程，結果體現為有機酸類物質和產熱，均對植物根系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即農業上常見的“燒苗”現象。因此，須將污泥降解過程提前至進入土壤前發生。

此外，由于使用方對城市污泥缺少客觀正確的認知、心存擔憂的情況下，城市污泥有機肥或調節劑產品售價往往較低，不具備相對同類產品的市場競爭優勢，該點也是城市污泥加工產業化進程中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

提高污泥附加值是盈利關鍵，但由于城市污泥的處理成本與其溢價能力及售價不匹配，不具有市場競爭優勢，因此該行業發展一直處于波瀾不驚的狀態。

準入門檻限制產品出路

在準入門檻上，迄今為止，我國還未有一例獲得肥料登記證批號的城市污泥類有機肥或調節劑產品。這與農業管理部門謹慎的態度有直接關系，在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的產業鏈涉及到市政、農業、環保等多個領域的復雜體系背景下，對可能產生的污染風險一般選擇“寧可信其有”的謹慎態度，在保護行業和公眾利益的同時，也限制了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的產業化速度。

在美國，公眾對城市污泥產品的一般選擇持“鄰避效應”，大部分公眾的態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保證不涉及自身周邊的環境利益即可。但農業管理部門對城市污泥進入土地持積極態度，鼓勵農場或家庭使用城市污泥加工的有機肥或栽培基質。與國外相比，我國情況的最大差別在于對類似城市污泥這種特殊性公眾服務產品的管理觀念與準入權限仍未放開。

由此，城市污泥在土地利用，特別是在農用方向上呈現“長遠利好，現實看空”的局面，產品出路受到一定限制。在林地、土地改良等未涉及食物鏈風險的應用領域，城市污泥產品的限制因素較少，但附加值提高仍較為困難。

政策標準亟待完善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經好氧發酵、熱干化等前處理后開展土地利用的城市污泥比例不足15%，而未經處理直接棄置于土地則達到50%甚至更高比例。從表面上看與處置資金受限有一定關系，但問題的背后卻折射出城市污泥處理處置法規與環境監管嚴重缺失，亟待完善。

我國雖已制定和頒布了城市污泥農用/林地用/園林綠化/土地改良等系列泥質標準，以及《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指南(試行)》等綜合性城市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指南或《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術指南(試行)》、《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試行)》等污染防治技術指導，但是，這些側重技術性或環境風險預防的規范文件僅提出了控制城市污泥進入土地的重金屬限值，或在前處理以及后端環節的風險控制上做出定性要求，但缺乏強制性，其認可度和實際執行力度有待加大。在城市污泥進入土地仍處在比較敏感的時期，監控法規還比較缺位。

目前，國內還未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城市污泥土地利用法規性文件，利益攸關方和管理方處在資源和責任之間的長期博弈，對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爭議的出發點差異較大，導致遲遲未能形成共識，法規制定提上議程也被擱置。

從長遠角度看，城市污泥以有機肥或土壤調節劑等形式開展土地利用，不僅遵循資源循環利用理念，也是最符合未來主導方向的資源化途徑，已顯示出勃勃生機和較大潛力。但在現階段的國情背景下，公眾、用戶單位甚至政府管理部門對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的接受程度仍不高。在未來發展規劃上，應引導全社會客觀認知城市污泥土地利用的重金屬問題，在嚴格控制城市污泥土地利用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前提下，建立和完善10年以上的長時間風險評估機制，研究和制定具有強制執行力的保障性法規政策，城市污泥土地利用前景才會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