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資流失：一道難解之題》(3月20日《新京報》)中，我談到了國有資產流失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世上并無一劑消除之靈丹妙藥。但我也提到，還是有可以找到一些藥方。文章發表后，編輯頻頻催稿，希望趕快將解決辦法“端”將上來。

　　可是，且慢！在這篇文章中，我還是不能談如何防范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而必須先談另一個問題：如何界定國有資產流失。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連“國有資產流失”如何界定都做不到，談何防范與疏解之道，豈非無的放矢？

　　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界定，世界銀行專家張春霖和經濟學家樊綱曾有專文闡述。我這里只略作介紹。

　　確定某項國有資產到底價值幾何有“重置法”與“市場法”。所謂“重置法”，指的是如果重新添置此項國有資產所需幾何。當然，很多國有資產不容易找到完全相同的均質產品來作比較。好比說，你的資產與現在的資產已經不完全是相同的產品，你怎么能簡單通過折舊作比較呢？不可以的。也許，賬面上我們根據當初添置這一資產時的價格，再扣除折舊，是否就可算是這一資產的價格了？也不可以。因為這樣的算法過于簡單，既沒有考慮供求關系，也沒有考慮現金流量的不同。

　　在我國，如果采用公開招標的辦法，則成交價格形成的基礎便是賣主和買主的底價。其中，賣主的底價是其愿意接受的最低出售價，或所謂“保留價格”，而買主的底價則是其愿意支付的最高購買價。通常，賣主和買主會根據兩個因素來估算一個企業對自己的價值，并以此作為買賣底價：一是其對該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期，二是折現率。其中，未來預期現金流一般表現為息前與稅前收入或凈收入，而折現率則是投資者認為自己必須獲得的回報率。

　　舉例來說，某投資者預期某企業在今后某一時期的現金流為50萬，與此同時他給自己所定的折現率是5%，那么他對這個企業的出價一般不會超過1000萬，否則將不能覆蓋掉全部融資成本(也就是說還不如不融資)，或者不如投資于其他項目。同理，賣主如果是自己經營，在某一時期的預期現金流是10萬，而拿錢買國債可賺5%的利息，他以此作為自己的折現率，那他的底價最低就可以是200萬。

　　當然，上述的賣主和買主的底價，都是典型的“私人信息”，外人并不知曉，但雙方正是借此而成交的。至于國有資產流失，最重要的是要依賣主底價而定。好比說，在上面的例子中，賣主只要將企業賣到200萬以上，就已經優于自營，因此也就不存在資產流失的問題了。但低于200萬，則不如自己經營，那就肯定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了。

　　我們再假設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這個對于賣主值200萬元的國有企業最后以500萬的價格成交，但買主轉手卻以800萬的價格出手。能不能說發生了國有資產流失？不能。原因就在于前面談到的只要成交價已高于賣主底價，就說明國家通過出售企業的收益已經大于繼續經營的收益。如果非要抱怨，那只能說國家利益在國家的經營者手里沒有達到最大化收益。

　　國有資產成交價格高于國家底價卻低于再出售價格售出，未能達到國家利益最大化，原因是復雜的，至少有以下幾種情況：1、買主對資產進行了重組，這種情況下300萬差價便是其資產重組的市場回報；2、買主比國家更善于推銷此項資產或具有更多的其他買方信息(如摩根士丹利等三家境外投資機構聯合參股孚再將其控股，最后高價轉賣給美國吉列的案例)；3、代表國家出售國有資產的工作人員能力不夠，只能賣到500萬；4、出售人員其實有能力賣800萬，卻沒有這樣的積極性，或干脆被買家收買從而出現“道德風險”，結果只按500萬售出。

　　那么，上述四種情況是否符合標準的“國有資產流失”？不符合。理由還是前面講到的，可憑據的參照系只能是“賣方底價”，而不能是“再出售價格”，以及“賬面價值”、“評估價值”等，更不能根據自己估價而推論。一個客觀存在的情況就是：對于任何一個現實的成交價，總有人可以質疑說還能賣價更高。那么究竟賣多高才算是沒有出現“國有資產流失”的客觀標準呢，才算是實現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呢？顯然，我們是找不到確切答案的。

　　在通常情況下，賣主和買主之間總會有一個差額，或者一個蛋糕，否則交易不會發生。這個蛋糕就是經濟學所說的“得自交易的收益(gainfromtrade)”。買方或多或少的獲得“得自交易的收益”可以說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們不能僅因蛋糕的存在而斷言“國有資產流失”了。

　　在實踐中，即使國有資產的出售未達“保留價格”，因而可認定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但要追究“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則還需要其他條件，因為根據當年國有資產管理局《關于國有資產流失查處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國有資產流失“必須是法律明確禁止的、人為造成的、并應當承擔責任的國有資產權益損失的行為”。這說明，要以國有資產流失追究責任，必須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事實，必須找到可依據的流失的法律依據，必須確認存在人為的主觀動機。否則，很難追究“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更不能憑空想像。

　　“國有資產流失”的界定清楚了，解決辦法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