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專欄 《有感于美國皇帝和海螺共和國》及《有感于兩次罷工》兩篇短文中，我要討論的其實是這樣一種現象，即一種可以稱之為 “體制性拘謹”的現象。

體制在中文中的另一種稱謂叫制度，在英文中是institution。著名經濟學家諾斯教授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對于這樣一種外在于人的制度，人們往往將其看作是一種完全客觀的東西，但其實不盡然。

英國著名女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曾寫過一本書，叫作《制度是如何思維的》。這個書名就是有意告訴我們，制度是會思維的。她在書中講了這樣一個虛擬的例子：假如有5位探險者被困在一個被堵死的山洞中，雖然外面的救援工作在進行，但需要10天左右的時間才能將山洞打通，他們才能獲救。而這時5位探險者的食物已經用盡，無法維持到救援成功的時刻。現在，惟一的辦法是犧牲其中一名成員，讓其他4人食其肉以維持生命。那么這5個人將會如何解決這一困境呢？道格拉斯給出的答案是，這5個人的決定，取決于他們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制度，即取決于其觀念制度，以及這一觀念制度下人們的行為規范。后來，周雪光教授也寫過一篇同題的文章，來討論“雀巢奶粉碘超標”事件。

制度是會思維的。這樣的一個命題使得我們對制度的認識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但學者們最終還往往是將制度的思維歸結為人的思維，即制度的思維是通過人來進行的。于是人和制度，又被簡單地混在了一起。在這里，我特別想要指出的是這樣一點，制度的思維與制度中人的思維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維與人的思維有時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維往往是通過一種特有的制度邏輯體現出來的，反過來說，我們能夠看到的、覺察到的制度的邏輯，實際上就是制度思維的結果。這樣一來，制度是如何進行思維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記得還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時候，當時我還在北大讀書，一次不經意間在一本地方性的文學雜志中讀到一篇小說，由于年代久遠，小說的題目，雜志的名稱，乃至作者，都已經忘記了（后來再也沒有看到有人提及這部非常有意義的小說），但故事的情節在近30年后還記得很清楚。這篇小說講的是，一位即將復員的戰士，為了能在復員后找到一個好點的工作，想在復員前解決自己的入黨問題 （當時是否黨員與能夠找到什么樣的工作是有直接關系的）。于是，他在人們的建議之下，就開始不斷給指導員送禮，為此花了不少錢。但直到他離開部隊的前一天，入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晚上，他沖到指導員的辦公室，與指導員大吵起來。突然間，他看到辦公室有一支槍，他抄起槍就對準了指導員的腦袋。在附近的連長聽到了吵架聲，推門進來一看，戰士已經將槍對準了指導員的腦袋，怎么辦？如果強行奪槍，很可能走火傷了指導員。情急之中，他想起不久前看過的一部電影中使用精神威懾法的情節，于是一邊向戰士走過去，一邊大聲說，“你開槍呀！”、“你開槍呀！”戰士愣住了（怎么這時候還有人叫我開槍？），連長緩緩走過去，將槍口按下，避免了一次惡性事件的發生。

事件的處理過程開始了。那個戰士被處分是必然的。接著受到處分的是連長，處理的理由是“為什么戰士的槍口已經對準指導員的時候，你還說‘你開槍呀’”。連長的自我辯護當然是，“我使用的是精神威懾法”。但體制無法承認精神威懾法，因為在體制只能承認的政治邏輯中，是無法將精神威懾法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的。體制能夠承認的，只能是“在槍口已經對準指導員頭部的時候，你說的是‘你開槍呀’”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這個時候，參與研究處理決定的人，作為單獨的個人，也許會理解這當中的精神威懾法，能夠理解那位連長的真實用意，但作為一種體制是無法理解甚至無法承認這一點的。

當然，以上所說的體制，也許應當加上一個限制詞，就是“當時的”體制。因為那時是改革開放剛剛在啟動，中國社會剛剛從文革走出來，社會氛圍還帶有改革前社會的濃重色彩。而從這里要討論的問題的角度看，改革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典型的體制性拘謹的社會，這種拘謹的極端形態，就是人所共知的僵硬性。在那時，即使是按照當時的標準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問題的一個人，或是因為緊張喊錯了一句口號，或是不小心打破了領袖塑像，在政治上都會被當作反革命而遭到嚴辦的故事，曾經不止一次地發生過。在類似的事件中，處理他的人或周圍的其他人不知道他是無意的嗎？不是。但人們卻無法為他進行辯護。因為在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前，體制無法承認“無意”、“不小心”等構成這個事件的極為重要的要素，體制只能根據簡單的表面現象進行思維、判斷和處理。

也許人們會說，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不錯，但我們今天難道已經完全從這種體制性拘謹中走出來了嗎？恐怕沒有。以前文講到的海螺共和國為例。海螺共和國以搞笑式的宣布獨立的做法來申訴自己的要求，在不同的制度思維中，無疑會得到不同的解釋和對待。在那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事件并沒有被當作一個嚴重的政治性事件來對待，因為這也就是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維權事件，并沒有人真正想從美國脫離出去，更沒有人想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只不過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使用了宣布建國獨立這樣的噱頭。對于這種噱頭，體制是按照搞笑來對待的，當然，其實質性的要求（即取消關卡）是不能當作搞笑來慢待的。但我們可以試想一下，這樣的事情如果是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中，結果將會如何？很可能我們的體制就無法理解這其中的搞笑成分，并進而將其當作一個嚴重的事件來加以對待。

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一種相對輕松的體制性思維。而體制性拘謹則可能導致我們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誤判，并在行動的層面表現為舉止失措或失當。前一段時間，我在幾個地方都聽到這樣一種抱怨，即在一些重要會議即將召開的時候，甚至是一些地方重要會議召開的時候，一些煤礦被要求停產，以免發生事故。其實仔細想想，你開你的會，他挖他的煤，兩者有什么關系？什么關系也沒有。不開會要出的事故也會出，即使真的發生了事故，對會議就會有影響嗎？如果不是極為罕見的重大事故，什么影響也不會有。將“挖煤－事故－會議”聯系起來的，實際上就是我所稱之的體制性拘謹所致。因為在這種拘謹的思維和由此形成的社會氛圍中，仿佛重要的會議都應當在社會中沒有任何負面事情發生的祥和氣氛中召開。但實際上，一個會議能做出的決定，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能起的作用，與那些偶然的事情甚或事故并沒有什么關系。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我曾經用幾篇文章來討論當今社會矛盾的定位和恰當評估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問題，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一種過分估計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結果是使許多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應當進行的改革無法向前推進的傾向。這樣的一種傾向是與我們這里所討論的體制性拘謹有著密切關系的。這樣的體制性拘謹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過分的敏感。在這樣一種拘謹的體制性思維所造成的過分敏感中，正常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危險性往往被無限放大，對正常的言論或輿論有著過分的擔心和提防，很容易將不同的意見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許多有特點的事物 （或是有點另類的事物）都看作是敵對的因素，同時因為懼怕一些重要的變革，不惜費力去編織種種理由加以阻擋。結果不僅是自己進行選擇的范圍越來越窄，而且導致在處理諸如新時期社會矛盾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僵硬和無效，更重要的是一些為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設難以有效推進。

去年，我在一篇短文中寫道，放下虛榮，海闊天空。中國正處在歷史性的巨變當中，社會在走向文明和進步。但在這個過程中，要遭遇和解決的問題無疑也是艱巨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否沖破虛榮所造成的種種心靈深處的限制，用一種自信而坦蕩的胸懷來面對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是至關重要的。其實，那篇短文就是在從一個側面來討論體制性拘謹的問題。因為過分的虛榮，與思想資源的偏狹，對于自己的不自信以及思維的僵硬等，都是造成思維拘謹的重要原因，最終的結果是阻礙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所以我在該文中最后強調，“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我們要善用人類幾千年文明所積累的全部成果，來面對我們所遭遇的問題，來實現我們的進步和發展，而這，也就是真正的海闊天空”。

記得幾年前在評論中國足球的時候，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足球最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與舒展的靈魂，而中國足球之所以長期沒有進步，最缺乏的也就是這個。近來，一些地方大員和學者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但在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的涵義是什么？我想，從體制性拘謹中走出來，形成一種舒展而自由的體制和社會氛圍，也許是我們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