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我國采取了多種降低國企“高負債”的方式，支持國有企業實現改革與脫困的目標，同時也是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

　　一、我國國有企業負債現狀
　　我國國有企業的負債現狀，比較突出的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企業資產負債率高，即過渡負債
　　從資產負債結構上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對30.2萬戶國有企業進行清產核資的結果，1995年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69.3%；其中資產總額74721億元，負債總額51763億元，所有者權益為22959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僅是企業賬面資產負債情況，如果考慮到不良不實資產核銷、待處理資產的因素，則實際的資產負債率將超過75%，從財務管理的角度來看，明顯屬于偏高的資產負債率。
　　由于負債率的上升，國有企業的利息負擔也迅速增加。據相關統計資料反映，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支付利息1250億元，比1980年增加63倍，比1990年增加3倍，從企業日常現金流量的角度考慮，大大加重了企業的現金負擔，甚至影響到企業的正常生產運作。
　　2．存在著大量不良債務
　　從不良債務的角度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對30.2萬戶國有企業進行清產核資的結果，30.2萬戶工業企業中資產負債率在100%以上的有5.1萬戶，而在負債率低于100%的企業中，有6.1萬戶企業的損失掛帳大于所有者權益，處于實際上的資不抵債狀態。這樣一來，兩者合計共有11.2萬戶企業實際處于資不抵債狀態，占總戶數的37.2%。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是，與這些資不抵債企業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債權方（也包括國有銀行），存在著大量的不良債權和潛虧因素，從而也會大大影響這些企業的資產狀況，進而形成一個相互影響的不良債務循環圈。前幾年影響比較突出的“三角債”問題，就是這一影響的真實寫照。
　　3．非經營性負債現象普遍
　　從國有企業的負債用途來看，非經營性負債占據著很大的比重。具體又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企業依靠負債興辦社會福利設施。
　　據統計，從解放后到最近幾年，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非生產性建筑面積基本接近生產用房建筑面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非生產性投資主要集中在建立職工醫院、職工療養院、廠辦小學、幼兒園等機構上，而興辦這些社會福利設施所需的資金約有90%來源于企業負債。
　　第二，企業負債中用于上交利稅及各種社會攤派支出龐大。
　　據一份對1758戶國有工業企業的調查報告顯示，這些企業在1994年上交的財政利稅累計達17億元，各種社會攤派費用累計達1.3億元，分別占當年這些企業新增流動負債（共計102億元）的17.3%和1.2%。
　　從以上這些表象上看，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還是比較沉重的。
　　盡管現在還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合理的資產負債率標準，但是70%--80%的資產負債率一般都被認為是偏高的。資產負債率越高，說明企業所使用的總資本中需要付息還本的那部分越大。國有企業本身盈利水平普遍不高，付息還本以后，很多企業就很難籌措到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了。不少企業不付息尚有微利，一付息就只能虧損。
　　因此資產負債率過高導致企業債務負擔過重，該問題與富余人員、企業辦社會一起構成了影響國有企業發展和改革的三大包袱。
　　二、國有企業負債成因分析
　　我國國有企業的負債成因比較復雜，既有體制上的原因，也有機制上的原因；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下文試從六大方面進行簡要分析：
　　1．國家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影響
　　（1）投資體制方面
　　1983年和1985年國家先后將對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投資由原先無償使用的財政撥款制改變為由企業還本付息的銀行貸款制，也就是我們常常說道的“撥改貸”；1993年稅制改革后，又取消了從銷售收入中提取1%補充流動資金和稅前還貸的政策。這些改革措施實施后，財政就不再向國有企業注入資本金和補充流動資金，一些新建的企業甚至沒有國家的一分錢資本投入。這樣一來，經過十多年的運營之后，國有資本在企業總體資本中的比重就越來越小，而對銀行負債部分的比重相對越來越大。
　　由于財政力量的削弱，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說情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讓銀行給企業放貸、緩收貸款甚至停息掛帳，將政府的責任轉移給了銀行承擔；另一方面，政府部門還直接干預企業的投資決策，要求企業盲目擴大投資規模，大大超出自有資本的承受能力。這些政府投資體制方面的原因直接造成了企業無力償債，形成大量不良債務的現象。
　　（2）融資體制方面
　　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甚至在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國家通過行政手段籌集和分配資金，是我國融資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這樣的融資體制下，國家銀行和國有企業都是國家的錢柜，企業對銀行的償債責任實際上是國有企業所有者對國有銀行所有者的償債責任，而這兩者最終都是國家，實際上導致了企業不僅無需承擔償債義務，也無需具備償債能力。
　　2．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的影響
　　政府宏觀調控仍然帶有很濃重的行政性，政府過渡干預經濟，商業行為與政府行為錯位，國有銀行仍被當作國家調控的工具。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一直缺乏對宏觀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基本的計劃法、信貸法、貨幣發行法、投資法、產業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規范甚至是政策。近幾年來，全國人大相繼通過了一些規定，但是從總體來看，宏觀調控的法律環境仍然很不完備，而且現行的法律、法規、規范，特別是政策隨意性太大，不利于國家宏觀調控手段實現從行政手段向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轉化，不利于給企業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
　　因此，政府許多非經濟性的宏觀調控手段，也從某種程度上加重了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問題。比如一些投資性以及非經營性投資及相關債務的形成，常常就是地方政府機關的一紙紅頭文件造成的。
其中“廣國投”的情況就值得反思。1998年底，“廣國投”總負債達到361.65億元，為聯營公司和其他公司貸款擔保的或有負債總額達2.65億美元。就其原因，“廣國投”的財務顧問——高盛公司認為，其既管市場又管政府的背景是導致這一天文數字債務的主要原因。“廣國投”作為廣東省政府的窗口公司，既要從事商業投資，又要負責省政府指定的工業、農業和基建項目投資，而這些項目普遍受益有限，甚至大多虧損，出現財務困難不可避免。
　　3．企業制度問題
　　談及國有企業債務問題，很容易會引發這樣的問題，這些企業為什么能夠在嚴重拖欠、債務負擔沉重的情況下繼續“發貨”、繼續“賒欠”？而傳統國有企業在企業制度方面的缺陷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首先，國有企業的“國家信用”背景使其比較容易借債。從產權關系上看，遵循傳統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實質上是國家作為所有者和債務人的“無限責任公司”。在人們的合理預期中，國家是不可能破產的，因而考慮國有企業的信用等級也似乎成了多余的問題。因此，國有企業憑借其特殊背景可以跳出一般財務規律的約束，進行融投資行為。
　　其次，人們有理由相信，國有企業一般不會破產，虧損也會由國家補貼。相應的，國有企業的債務增加后，國家也會通過銀行或財政向其注入新的資金。因此財務狀況非常差的國有企業為了能夠奄奄一息的生存下去，它的債務也必然日復一日的向上攀升。
　　最后，國有企業作為相對特殊的社會主體（相對于外資企業、民營企業而言）還必須考慮到社會穩定因素，必須為國家承擔一些國家職能。欠企業、銀行的債容易，欠本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卻萬萬不能。在國有企業管理者和政府官員看來，只要生產還在維系，職工們每天都有事作，就遠比讓職工無事可作更有利于社會安定。具體地說，國有企業管理者為了能發放工資、獎金、福利，就必須繼續從銀行獲得更多的貸款，繼續維持生產（無論該生產行為是否真正產生效益），即使企業財務狀況很差、負債很多，甚至資不抵債。國有企業的現行管理機制，是將人員生產的穩定，員工工資、獎金、福利的發放，當期產值、銷售額作為重點考察的對象，而不是真正關注投資回報率、資產增值等經濟效益指標。這樣一來，只要生產繼續進行，賬面上反映出銷售額，國有企業管理者就可以安心的向銀行借款發工資、獎金、福利。
　　4．企業非經濟性職能擠占的影響
　　前面在分析我國國有企業債務問題特點的時候也提到了，國有企業承擔了大量的政府和社會職能，主要表現在：
　　第一，退休職工的養老、醫療負擔相當沉重。
　　1995年，國有企業支付離退休職工的工資就高達1300多億元，相當于同期利潤的81.7%。近幾年，隨著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但幾十年遺留下來的老問題所造成的影響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存在。
　　第二，冗員負擔過重。
　　目前國有企業的冗員比重大約在25%--40%之間，轉移、安置這部分人員的費用將高達4000億元以上，約占1998年國有企業權益資本的15%以上。
　　第三，社會公益事業負擔沉重。
　　1995年全國性的清產核資工作結果表明，在12.4萬戶工商企業的固定資產中，非經營性資產為2526億元，約占固定資產總值的20%以上。
　　以上這些非經營性資產嚴重擠占了企業資金，導致許多企業只有通過舉債來維系正常生產運作所需資金。
　　5．金融制度的影響
　　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實現政策性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離，并將專業性銀行實現商業化。但現實情況是，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專業銀行“二財政”的附屬地位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地方政府極力擴大政策性投資的范圍，迫使專業性銀行發放政策性貸款，而專業性應行的超額貸款導致的存貸差擴大，又迫使中央銀行增加貸款。另外，由于國有投資體制和企業制度改革的相對滯后，造成銀行貸款的利率水平長期低于市場供求價格，這種資金價格的雙軌制一方面造成了金融系統內部的腐敗問題，另一方面使國有企業形成虛假資金需求，形成一種并不是真正市場供求意義上的畸高的企業資產負債率。
　　更具體一點看，我國的國有銀行在分配貸款指標時，是執行一定的產業標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標準就是“企業的產品有市場”。在這種條件下，企業只要能發貨，無論是否收回貨款都有足夠的理由向銀行申請貸款。
　　6．資本市場的影響
　　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資本集中在居民手中，而當這些資本需要從居民流入企業的時候，相應的融資體制、資本市場卻還很不健全。
　　目前絕大部分民有資本仍然以儲蓄的形式進入幾家國有專業銀行，再由這幾家銀行以貸款形式流入企業，因此企業的債權融資仍是民有資本轉化為企業資本的主要形式。
　　我們再來看看相應的股權融資通道，也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資本市場。這幾年，居民通過購買股票、企業債權、甚至集資方式對企業投資的比重開始逐步上升，但相關資本市場的不成熟造成了該條通道并不暢通和安全。一方面，資本市場相對規模還比較小，每年能夠提供的融資機會屈指可數，迫使大部分企業只能通過債權融資的方式解決資金問題；另一方面，資本市場上的信用機制還不健全，很多國有企業將發行股票當作“圈錢”的工具，不注重給投資者回報，信用意識淡薄，商業信用低。
上述種種原因，造成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健全與不發達，客觀上對企業直接融資制造了諸多障礙，企業新增投資只能依靠貸款，從而也導致了負債率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