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據媒體報道，針對中國的投資過熱，亞洲開發銀行的專家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國有企業普遍自留利潤用于再投資，其實助長了投資過熱，國企應考慮向大股東——國家——分紅。

亞行發布的《2006年亞洲發展展望更新版》報告指出，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所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的影響還不明顯，除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目標有時不一致外，新開工項目的資金來源也已多元化，企業自身留存的利潤越來越成為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這在國企方面尤為突出。而有關媒體也報道說，財政部和國資委已達成一致，由財政部負責編制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國資委負責編制166戶央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目前國資委正積極協調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具體方案，有望年內出臺。

那么，國企向國家分紅的時機是不是已經成熟了呢？

大眾評判臺

勵先生：法律有缺陷，為時尚早

給國家分紅在理論上可行，但實際操作上難度頗大。所有權人是誰并不明確，法律制度上有缺失。目前，我國的財政和金融依然緊密結合，給國家分紅這個思路固然很好，但現在執行還為時過早。

時先生：可采用試點摸索經驗

關于央企利潤去哪兒的問題，我真不是太明白。我只能說，作為企業，利潤向股東分紅是天經地義的事。央企95%的利潤由排名前40位的企業創造，管好這前40家，就能管好國企分紅的事，所以國資委可以先試點啊。

呂國新：國家有權利分得利潤并造福公眾

我覺得時機早就成熟了。市場經濟講究的是誰投資誰受益，這是市場經濟鐵律。國營企業國家所有，國家有權利分得利潤，并將這部分利潤作為公共支出，造福公眾。

曹中銘：國家投資也需要回報

國企是國家的，也是屬于全體人民的，許多國企這么多年主要是在行政庇護下才有較大發展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理應獲得分紅，將稅后利潤全部留在企業的做法應該“壽終正寢”了。

許立平：利潤轉向公共財政資源任重道遠

國有企業為國家所有，國家擁有作為所有權的一種體現方式的收益權勿庸置疑。但解決該項權利的歸屬問題的同時，必然要承受眾多政治經濟結構上的壓力，面臨不少技術上的操作難題：國企分紅該上繳財政部還是國資委？上繳多大比例才不至于影響企業的發展？怎樣科學量化？由誰來監管？

如果爭論和方案依然圍繞部門本位的權力與利益來開展，那么這部分利潤向公共財政資源的轉化將任重而道遠。

趙文斌：國企分紅應從收益第一天就開始

國企深化改革進行到今天，一直未能解決好股東問題。表面上看國家是國企的股東，國資委是其代表機構，但國企利潤不上繳財政部，如何體現這一股東的存在呢？至于必要的再投資、管理和調整費用，應以預算、審批的方式取得，收支兩條線的原則不能突破。

◆“國企分紅”的三重謬誤

李華芳

我認為亞行此次發布的是華而不實的取寵報告，讓人非常疑惑。理由如下：

其一，國企性質未明。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張維迎與周其仁等就在《經濟研究》上討論過國企的性質問題。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另一種說法，按照周其仁的說法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全民所有制企業就再不被提及，但不被提及不意味著全民所有的事實會有所改變。這就意味著“國企”這一稱呼實際上并不確切，國家的行政機構是一個代理的角色，而國資委與財政部是代理機構的分支機構而已。所以亞行認為國企要向國家分紅，把利潤繳給財政部的做法，恐怕先要問一問人大是不是同意吧。

其二，調控宏觀經濟沒有效果的原因有很多，投資過熱尤其是基建投資過熱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盡管數據顯示這一原因所占比重較大，但調控經濟是一系列措施的綜合運用，只是治“投資熱”是頭痛醫頭的做法。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時機都會影響調控效果，而政府頻頻使用行政手段進行調控，會影響市場參與者對經濟形成穩定的預期，進而也會阻礙政策效果，加上政策本身的時滯效應，目前的宏觀調控不見效恐怕不能簡單歸于投資方面。再則調控手段的多樣化也很重要，例如胡舒立就指出：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給地方政府以適當的財政激勵，完善政府間的轉移支付制度等，也是值得考慮的選擇。

其三，亞行建言說這些分紅國家拿了之后可以投在公共事業領域，例如教育衛生等支出上。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好建議，但其實并不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今年3月份的一份《中國公共支出面臨的挑戰——通往更有效和公平之路》的報告指出了中國當前公共支出效率低下的事實，該報告還指出中國政府在公共開支上“行政支出所占比重較高，約為預算內支出的五分之一，其中大部分用于地方政府。在過去十年間，政府投資和行政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雙雙提高”。如果在目前的政府效率沒有得到改進之前，將更多的錢交給政府是一種好的選擇嗎？亞行的經濟學家大概也犯了拍腦袋的毛病了。

綜上所述，亞行的建議并不可取。這不僅因為分紅主體不對，更因為將“紅利”分給不對的主體之后，可能造成目前的宏觀經濟更難調控。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