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價值鏈基礎上的中國產業整合已經全面展開,國有資本、跨國產業和金融資本、民營資本的正面競爭,構成了全球經濟環境下中國產業整合的三駕馬車

　　在徐工三角戀愛演繹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人們可能已經忘記了,德隆也曾進入過徐工改制的視野。徐工領導人后來憶及此事,稱“避免了一場災難”。此后,徐州國資委把戰略合作方的資本實力作為主要的“擇婿”條件。

　　徐工事件折射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在由分散走向集中過程中所遇到的尷尬。作為工程機械行業的絕對老大,徐工在資產和業務額上都領先國內其他企業一倍以上。排名第二位的廈工,在規模上不足徐工的一半,而參與爭購徐工的三一集團僅為徐工的1/4強。這樣一來,國內產業資本在參與徐工重組上就顯得先天不足。實際上,這正是徐工方面堅持引入凱雷作為戰略投資者的重要口實。

　　尷尬的絕不僅僅是徐工。面對輿論界一邊倒的討伐外資收購,面對境外產業資本和收購基金步步緊逼,各級政府部門選擇了沉默。但是,沉默的成本也許比表態的成本還要大:徐工在空轉,凱雷的高人力成本在空轉。當徐工案成為產業整合風向標時,不夸張地講,中國在選擇企業改革和產業升級路線上所背負的沉重的時間成本也在空轉。

　　產業整合的三駕馬車

　　停留在“李德水式”的呼吁層面已經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在于對兩條線索的理解和把握:一是產業整合趨勢;二是作為整合力量的“三駕馬車”,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及境外資本的價值取向。

　　20世紀50年代的156項工程,奠定了按計劃管理功能部署的中國類屬經濟,80年代的國際資本引進,啟動了以科技進步與貿易替代為主導的行業經濟調整,90年代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則是在產權改制的同時塑造利潤主導的現代企業集群。今天,中國的產業地圖正在發生意義深遠的重組:建立在價值鏈基礎上的產業整合已經全面展開,國有資本、跨國產業和金融資本、民營資本已展開正面競爭,從而構成了全球經濟環境下中國產業整合的三駕馬車。

　　但是,中國產業整合的三駕馬車同道不同轅,乃至相互掣肘。我們來看一下這三駕馬車的價值取向及因此表現出的行為特征。

　　首先來看國有資本。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產業布局是按“條條(行業部委)”和“塊塊(行政區域)”落子的,這種“條”、“塊”布局以及后來的財稅分流政策直接導致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

　　2003年3月,中央國資委的成立標志著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此后,中央國資委通過下轄央企開始在中國產業整合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際上,李榮融關于“只留行業前三”的表態,客觀上點燃了“國進民退,中央進,地方退”的導火索。近兩年來,寶鋼集團、中鋁集團、中國建材集團、華潤集團、一汽集團以及誠通集團等中央企業大舉開展橫向和縱向收購,在基礎材料、裝備制造、醫藥化工以及能源等產業領域的集中化過程中擔當了主力角色。另一方面,國資委大大增強了對所轄企業的控制力度,長虹、三九以及中外運等企業中發生的人事更迭和重組,顯現出一種如手使臂的自如。中央國資委權威的確立,使其當仁不讓地成為了貫徹中央產業政策的旗手。

　　與中央國企的躊躇滿志相反,地方政府似乎更急于退出市場回歸本位。在“求所在不求所有”和“靚女先嫁”這樣似是而非的口號下,近年來,一股低價甩賣國企的浪潮正在急劇地形成。國資委醞釀重組之時正所謂日已落而月未升之際,國資的管理功能懸空或被實際控制人取代,資產交易市場在各地紛紛涌現,各自為戰。客觀地說,作為幾十年計劃經濟的產物,我們畢竟有了一個配套齊全的國民或地方的產業體系。雖然這只是一個初級的產業價值鏈,但在無序的交易市場上,國企大面積、整建制地被轉讓就有可能破壞產業鏈的完整與延續。

　　其次來看民營資本。新一屆政府宣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原則使潛行多年的中國民營企業群體終于浮出水面,并且高調疾行。過去幾年中,我們看到眾多耳熟能詳的民營巨頭活躍在鋼鐵業、銅鋁業、煤礦、公路、電網、油氣加工、金融等過去曾是政府嚴格管制的命脈產業,財大氣粗,動輒投入幾十億資金或鎖定幾個城市。寧波大橋財團、振興東北簽約基金等上百億的資本形成更是體現了民企集團協同作戰的整合能力。在國民經濟底層長期打熬成長的中小企業群體,正在充滿信心地提升自己的戰場,但他們是否真正掌握了更為高端的觀念、資本和管理的工具？扎猛子的功夫能否在高臺跳水中獲勝？

　　在與習慣于壟斷特權的國有骨干企業正面競爭的時候,民營企業將面臨何種市場之外的特殊考驗？河北的孫大午(金融業)、四川的何燕(通信業)、遼寧的仰融(汽車業)等人的境況已經警示了難以逾越的企業坐標。更多的民營新一代領袖執掌門庭,未經世故而銳氣十足,他們是否具有與父輩相應的政治智慧和商道素質？主流社會是否會給予民營企業寬容？當復星集團郭廣昌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激情地主張做中國的“產業整合者”時,我們的政府是否給予同樣積極的回應？

　　最后來看境外資本。開放似乎遠比改革能更為有效地解決地方和部門的需求,近年來,吸收外資基本上成為地方官員至高的或者是唯一的政績指標。許多地方政府的規定貌似平等,在資本規模和產業經驗堆砌起來的高門檻上,國退民進的政策自然轉成了國退洋進的現實。在許多兵家必爭的關鍵產業,如金融、能源、通信、流通、傳媒等,若干政府部門常常單方面毀約,清理門戶將本土民營企業趕出去,然后恭請國際大佬入股或控股。另一方面,國際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發現和利用中國產業整合、企業改制的商業機會的同時,卻遭遇到了中國自下而上勢力的攻擊,這種政治性成本可能是它們始料未及的,并且還在惡化中。

　　資本力量的背離

　　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以及境外資本因各自的社會約束條件和價值取向不同,從不同的方向對中國的產業整合進程施加影響。君子和而不同,不同并非是壞事。問題是,這種不同已經發展到了互相排斥乃至互相傷害的地步。我們來看一下,三駕馬車之與中國產業整合進程的關系。

　　科爾尼公司(EDS)把產業整合分四個階段:初創階段、規模化階段、聚集階段、壟斷階段。我們按照風險偏好和投資期限,把參與國內產業整合的資本分成四類。從圖上看,中國產業整合資本的分布有三個特點:

　　一是位于產業整合的高級階段——聚集和壟斷的資本嚴重不足。以寶鋼集團和中鋁集團為代表的中央企業,出面整合相關產業,這樣的例子鳳毛麟角;而卡特比勒在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滲透也因政治壓力難以為繼。實際上,它此前“撿得的便宜(如170萬元收購山工)”,已經在此輪“排外”浪潮中輸得精光。

　　二是風險厭惡型資金所占比例過大。目前,中國商業銀行儲蓄資金高達10萬億元,如果再加上不斷增加的社保資金,風險厭惡型資金總量將在近期突破12萬億。但是,這些資金顯然在產業整合向高端演變的趨勢中,無所措足。

　　三是本應在產業整合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民營產業資本(三一集團)、民營金融資本(溫州財團)、內資收購基金(宏毅投資)以及外資收購基金(凱雷投資)則存在明顯錯位。包括三一集團在內的民營資本和收購基金都是風險偏好型的,但是,內地的融資環境,尤其是服務于產業整合的融資環境,限制了它們參與產業整合的實踐尺度。因此,溫州財團只能與“炒”煤與“炒”房之間切換,三一集團在解釋收購徐工的資金來源時羞澀扭捏,宏毅投資收購蘇玻(赴港上市后的中國玻璃)的同時即與皮爾金頓簽訂了換手協議,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圖中資本分布的三個特點,揭示出了中國產業整合困局的根本成因:用于產業整合的“耐性”資本(風險偏好的長期資本)嚴重不足,加上阻礙耐性資本形成的資源配置機制,兩者之間構成愈行愈遠的悖論。

　　“李德水式”的呼吁無助于中國產業整合困局的破解,相反,會把這一進程引入歧途。同樣,冀望《反壟斷法》阻擊外資收購亦是緣木求魚。道理在于,無論外資產業資本還是收購基金,逐利乃其天性,客觀上則構成了中國產業整合的重要資本來源。即便不考慮外資大舉撤離中國的影響,維系過度分散的產業結構只是延緩了相關企業的衰亡進程。而事實上,中國作為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無論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破解中國產業整合困局的思路在拓寬“耐性”資本的形成通道上。首先,推動產業基金及私募基金的相關立法乃當務之急,本土基金力量的崛起將為包括社保基金、民間金融資本以及國有資本的增值要求提供金融工具,同樣,中外合作基金亦有助于吸引并規制外資基金;其次,在資本市場“三點一面”改革的基礎上,加速證券發行方式的改革,變審批制為批股制,批股制將為有志于產業整合的上市公司打開融資綠色通道。

　　從私募融資和公募融資兩方面打開“耐性”資本的形成通道,也許只有這樣,三一集團在面對收購資金來源的詰問時才能從容以對,宏毅投資才能不必在中國玻璃項目運作的同時急著考慮退路,凱雷投資才能不必反復解釋“洋槍”不等于“洋人”的道理。

冀書鵬 王勝楠 來源:《董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