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垃圾投放時間，荔灣區西村街道環市西苑小區的居民就會把分好類的垃圾投放到對應的垃圾桶內。廚余垃圾經過二次分揀后處理成有機肥料，用于小區綠化或居民在自家種植綠植。

居民家的廢舊玻璃瓶、環衛工人分揀的廢棄玻璃瓶經過初步分類，被運送至白云區的廢玻璃回收處理中心。機器對分類后的玻璃進行破碎、清洗和簡單加工后，碎玻璃產品最終將提供給玻璃制造企業，作為熔制玻璃制品的原料。

這些生活垃圾變廢為寶的“再生”過程，得益于廣州目前試點的垃圾分類第三方企業化服務模式。該模式從去年5月起先后在8個區的街、鎮示范推廣，至今已回收廢玻璃2416噸、廢木材1502噸、廢塑膠1400噸和廢布碎8萬噸。

如今，這個模式在全市各區落地開花，涌現出番禺市橋、花都花城、蘿崗聯合、增城小樓、荔灣西村、海珠輕工等分類模式。今后，該模式還將繼續在全市推廣，成為具有廣州時代氣息和鮮明廣州實踐特點的“本土經驗”——垃圾分類處理“廣州經驗”。

“這些都是具有示范意義、可復制、可持續的垃圾分類‘廣州經驗’，要逐級推進延伸。”在日前的全市垃圾分類處理部署動員會上，廣州市市長陳建華表示，“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可以照搬到廣州”，廣州要總結自己的經驗，并將“廣州經驗”上升為“廣州標準”。

探索

尋找政府、公眾和第三方良性互動的機制

廣州垃圾分類至今已走過23個年頭，經歷了長期的摸索。1992年國務院頒布《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后，廣州便積極響應、探索和推動生活垃圾分類收集、運輸和處理，歷經宣傳教育(1992—1999年)、試點(2000—2009年)和全面推廣(2010年后)3個階段，始終在探索中前行。

2012年，廣州的垃圾分類迎來又一輪高潮。2012年的“7˙10”大會前后，廣州社會各界舉辦了一系列有關垃圾分類的活動，試點了如專袋投放、定時定點、直收直運(垃圾不落地)等具體操作層面的做法，產生諸如“南都模式”、“南華西模式”、“垃圾分類廣州范本”、“新快樣本”等叫法。但上述做法只在具體條件下可行，很難在面上推廣。

“廣州垃圾分類實踐的最大收獲是讓全社會認識到，垃圾分類是城市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城市治理水平和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標示。”廣州市城管委相關負責人表示，直到2013年，廣州才在理念上實現從源頭細分過渡到源頭粗分加二次細分的二級分類。

此后，進一步完善二次分揀設施、力爭濕垃圾不混入干垃圾和推動干垃圾二次集中分選，成為后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垃圾分類的重點工作。然而，二級分類方法在實踐和推廣中，卻面臨人力不持久、補貼出師無名和分類垃圾得不到分類處理的困難。

為解決這些難題，廣州開始探討引入第三方回收利用低值可回收物，并將服務延伸到源頭，督促與指導公眾分類。此前，廣州已試點過企業主導分類與政府主導分類，即所謂的企業主導的“東湖模式”和政府主導的“廣衛模式”，但因條件不成熟和政企割裂，“東湖模式”和“廣衛模式”都難以為繼。

如何找到政府、公眾和第三方良性互動的機制和保障?這需要以物質回收利用促進垃圾分類的垃圾分類第三方企業化服務模式。去年5月開始，廣州市示范推廣垃圾分類第三方企業化服務模式，先后在增城等8個區建立了示范街、鎮。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這些示范點已回收廢玻璃2416噸、廢木材1502噸、廢塑膠1400噸和廢碎布8萬噸，有效推動了源頭分類和二次分揀，減少了焚燒填埋處理的垃圾量。

今年2月16日，廣州出臺《廣州市購買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管理暫行辦法》，扶持第三方參與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走出了一條以物質回收利用促進垃圾分類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要注重利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促進垃圾的源頭減量，支持一批有一定基礎、企業前景好、生產工藝先進和帶動力強的企業，建立現代垃圾處理產業，延伸產業鏈條，形成垃圾處理的新業態”。今年的垃圾分類動員大會上，陳建華明確表示，要鼓勵社會組織承擔部分垃圾處理引導、指導、監督和宣傳教育的任務。

觀點

引入第三方服務需緩解企業成本壓力

“沒有企業的參與，所有的垃圾分類回收處理都是空談，但是要企業能參與，一定要為他們緩解成本壓力。”廣州市城市廢棄物處理公眾咨詢監督委員會委員、“宜居廣州”創始人“巴索風云”直言，目前參與垃圾回收的企業基本都處于不盈利狀態。

“運營成本高，但低值可回收物的售價低。”有業內人士算了一筆賬，1噸木質廢棄物回收、處理的成本大約是380元，售價卻只有400元左右，這些低附加值的回收品需要達到足夠大的數量才有可能盈利。

此外，居民、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居(村)委會、第三方以及政府等權責不分，生產廠商很難溯源追責。再加上垃圾管理部門長期把物質回收利用排斥在垃圾處理方式之外，使得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不能得到補貼。

如何緩解企業的成本壓力?“巴索風云”建議，首先要從政策上保證企業的生存，通過經濟核查去考察各企業虧錢的原因。如果是因為土地成本，政府可以考慮將一些土地規劃為循環經濟園的產業用地，而不是用于開發房地產，讓回收利用企業進駐。

“除了財政投入外，政府還可以嘗試通過改革稅收，加大居民對垃圾回收的投入，以彌補企業運營費用”。在“巴索風云”看來，引進第三方企業參與垃圾回收的背后，還要建設一個龐大的經濟系統。

有業界人士建議，企業可圍繞垃圾治理業務構建業務運作平臺，跨界合作，拓展利益鏈，豐富利潤點。比如可以像德國公廁經營公司那樣，與快遞、廣告、電信等相關業合作，在回收站增設快件收寄、廣告、手機充費等業務，順便拓寬第三方的業務。

垃圾分類教育可納入社會購買服務

提高全民垃圾分類意識，教育必不可少。“我覺得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人愿不愿意改變自己的習慣。”廣州市城市廢棄物處理公眾咨詢監督委員會主任常向陽說，提高居民的參與熱情，普及垃圾分類教育，依然任重道遠。

常向陽認為，這不僅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而且還面臨著其他問題。比如在城中村數量多、外來人員密集的地方，對居民進行長期持續的垃圾分類教育就有較大的困難。

“最重要的是持續教育，不能只做一陣子，市民從小就要學習怎么進行垃圾分類，同時讓這種教育跟重要的事情掛鉤。”“巴索風云”建議，可以將垃圾分類回收的知識和素質教育、升學掛鉤。

然而，廣州的人口流動量大，這項工作光靠政府部門的有限人力是不行的。“巴索風云”認為，可以考慮擴大社會購買服務的范圍。垃圾分類的社區教育要善于發動社會資源，讓更多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教育，購買更多NGO服務去社區進行教育。

“很多社區都有社工機構，也有很多社會組織，可以讓這些社會力量把這些工作做好”。“巴索風云”說，通過購買NGO的力量，讓垃圾分類教育深入民心，才能起到效果。

1什么是第三方企業化服務模式?

廣州垃圾分類第三方服務，是由從事低值可回收物的第三方(企業、社會組織或事業單位)提供垃圾分類服務。第三方的主要職責是從源頭(居民、單位)出發，有償回收干垃圾(低值可回收物)，組織環衛工進行二次分選，再將分選出來的高值資源賣給資源利用企業(利廢企業)。

同時，第三方還需督導源頭分類，申報并配合監管部門核實低值可回收物等相關數量，配合相關部門的監管工作。

第三方可以是傳統的資源回收商、資源利用企業、環衛公司等盈利性企業，也可以是非盈利性的社會企業。

2第三方企業化服務模式如何運作?

廣州垃圾分類第三方企業化服務模式的運行方式有如下四個步驟：

一、居民或單位粗分垃圾，將干垃圾、濕垃圾、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分開，并將干垃圾交給第三方，將大件垃圾、濕垃圾和有害垃圾交給原收運與處理主體。

二、第三方參照市場價格向居民、單位和環衛工收購干垃圾或低值可回收物，并對干垃圾或低值可回收物進行二次分選等預處理，將干垃圾分成低值可回收物和其它垃圾，將低值可回收物處理成高值資源。

三、第三方將高值資源按市場價格賣給資源利用企業，將其它垃圾交給原收運與處理主體。

四、第三方向政府主管部門申報回收利用的低值可回收物數量，經相關部門核實后，領取低值可回收物處理費(服務費或補貼費)。低值可回收物處理費是干垃圾回收(包括購買、運輸)、二次分選和督導源頭分類的補貼費用的總和。

3第三方企業化服務模式有何優勢?

1、解決了源頭分類督導的人力問題。過去，廣州主要依靠政府及其公共事業機構人員督促公眾分類，行政主管部門甚至讓18個處室的副處長派駐街道蹲點指導兩個月。但實踐證明，政府自編自導無法持久，督導效果差，以致垃圾分類叫好不叫座。而動用企業、社會組織和事業單位等力量，按企業化運作方式提供垃圾分類第三方服務，則能引導與督促公眾自覺分類，保障了督導人力的持久性。

2、解決了源頭分類服務的財力問題。通過與其它垃圾處理事物捆綁，解決了分類控制的資本化難題，便于財政補貼制度化。比如，廣州出臺的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階梯式計費和區域生態補償制度，調動了各級政府和社區強化物質回收的積極性;出臺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管理辦法，保障了第三方和分類排放者的利益，調動了企業、社會組織和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

3、解決了分類垃圾逆向物流的斷鏈問題。垃圾分類的目的是為了分類處理、物盡其用，必須有相應的分類處理設施。此前，由于一些地方沒有分類處理設施卻強推分類，導致公眾失去分類積極性。垃圾分類第三方服務模式則將分類服務與后續分類處理捆綁，根據回收利用的廢物量給予補貼，形成了分類垃圾逆向物流，讓物流成為一種生產力，保證了分類垃圾得到分類處理，完善了垃圾處理方式方法和垃圾處理產業體系。

實踐 荔灣西村：

建立全市首個垃圾數據庫

點開西村街街道垃圾產量數據庫，街道8個社區所有路面商鋪、機團單位的基本情況和生活廢棄物排放種類、數量等數據都一目了然，776個商鋪和機團單位也擁有各自的垃圾數據檔案。

這是全市第一個垃圾數據庫，由西村街與廣州市分類得環境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西村街垃圾分類促進中心建立。定期復查垃圾數據庫，可逐步厘清各單位各類型垃圾的實際產出情況和流向，形成西村街垃圾產出單位的數據庫，并繪制出全街垃圾產出點的數據地圖。

“促進中心把全街787個垃圾產出點分為69個類型，每個類型都有一種或幾種主要產生的垃圾。”公司總經理楊靜山介紹說，這樣可以逐步開展有針對性的獨立回收，不斷減少流入環衛收運系統的垃圾種類和垃圾量。

每到周末，促進中心都會組織服務隊回收廢舊紡織物、廢舊木頭、廢舊玻璃和大宗家具等低附加值廢棄物。過去，這些隊員的身份是資源回收從業人員、游蕩或蹲點的拾荒者，促進中心將他們進行“收編”，進行信息登記管理和培訓。

如今，40多名隊員統一著裝，為居民提供垃圾分類指導和便民回收服務。回收的廢棄物將被運送至一座紅頂白墻的“環保小屋”，這樣的中轉站在西村街道一共有15個，每個可服務周邊500戶居民。

“西村街玻璃和木材便民回收點平均每個月約回收木頭43噸、玻璃10噸;懸掛的有害垃圾收集箱，平均每個月約回收有害物質135斤。”楊靜山說，西村模式如今已復制到荔灣區的南源、白鶴洞、花地、東漖、金花等街道。

海珠輕工：

率先建成“互聯網+”智能垃圾分類系統

在海珠區輕工學院的教工生活區，智能分類垃圾桶整齊擺放在主干道旁。如要投放垃圾，居民需在相應的垃圾桶上刷卡，垃圾桶會自動打開，系統將自動采集居民投放垃圾的重量、類型、時間和投放家庭等信息。分類準確的居民可獲得積分，積分可兌換商品。若可回收物分類準確，系統還會按照市場價格反饋資金，資金可兌現。

通過手機上的“日日分APP”，居民可及時了解分類是否準確和獲得積分的情況，獲取物品兌換、快遞等便利生活服務。小學生還能將垃圾分類情況自動上傳給老師，老師將其與監管平臺所反饋的數據進行對比，再給學生進行德育評分來提高分類率。

學校的保潔員也有相應的手機客戶端，智能分類垃圾桶滿箱后會收到提醒，保潔員將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清理，以保證用戶的正常投放。上述智能化操作都依托于背后的垃圾分類管理平臺，該平臺能采集匯總、分析各智能回收箱的數據，并在網上實時公布。

從2012年起，廣東拜登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和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立項《廣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智能分類項目》，由廣東拜登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提供設備及技術支持，學校提供相關場地、人員及制度配合。

這個“互聯網+垃圾分類”的ppp模式，為全市首個“互聯網+”智能垃圾分類系統。在廣東拜登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章晉濤看來，校企合作的ppp模式，克服了傳統社區垃圾分類居民參與不足、分類準確率不高、分類監管難、行政成本高、工作效率低下、缺乏激勵機制、發展不可持續等難題，并順利實現了全程管理的智能化。

經過多年的試點，目前輕工院99%以上的住戶參與定點投放，90%以上的住戶做到了干濕分開。生活區生活垃圾分類正確率達27%，住戶投放垃圾不再需任何專職人員督導。

章晉濤透露，目前，在市固廢辦、市城管委、海珠區政府的支持下，公司正在與中山大學、廣州大學城、海珠區、天河區、廣州地鐵等市相關單位進行接洽合作。下一步，公司將與快遞、銀行等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圍繞分類垃圾智能回收拓展相關業務，增加利潤點。

蘿崗聯合：

大件家具翻新后進行二次銷售

衣柜、大魚缸、書柜等大件物品怎么處理?這可能困擾了不少街坊：放在家里占地方，環衛工、收買佬不愿意收，只能花錢找人上門收，少則幾十元，多了要幾百元。有些東西平時維護保養得比較好，當垃圾丟了還很可惜。

2013年起，蘿崗區創新作業與服務方式，以保潔公司為垃圾分類第三方企業化服務的骨干企業，以傳統的環衛保潔為載體，構建分類投放點、便民回收亭、二次分揀平臺、大件物品交換平臺等網點，初步建立和形成了保潔加分類、保潔加分揀、保潔加宣傳、保潔加巡查和保潔加服務“一加五”分類保潔作業方式。

為了實現垃圾減量和舊物利用，聯合街道在轄區內設4個大件垃圾集中收集轉運點，工作站內設有大件廢棄物暫存區、舊家私交換平臺、可回收物放置區和木材存放區。項目的基建由街道辦出資，人員則由企業代為招聘和管理。四個站點目前共招聘專職工作人員2名，負責工作站所有的運作事項。

如今，在聯合街道的舊家私交換平臺，居民丟棄的家具被翻修后在這里進行二次銷售。市場上至少賣一兩百元的衣柜，翻新至八成新后，在這里的售價只需50元。一個華麗的掛鐘只賣20元，而一個幾乎沒有瑕疵的大魚缸，也只賣50元。

居民可以電話預約工作人員上門回收，也可以自行將家里閑置或廢棄的大件物品送至就近站點。大件廢棄物回收后，工作人員將對物品進行評估。對于可維修再銷售的物品，工作人員將購買所需部件并進行維修，實行低價二次銷售。不能維修的物品則進行拆解，分解成木材、金屬、海綿等可再生資源，送往有資質的回收公司進行處理。

設立便民回收點，開通網上舊物交換平臺和社區舊物兌換交易站后，聯合街道目前共兌換、交易達到2萬多件次。“此舉不僅能做到可回收物再利用，還有利于垃圾減量。”聯合街道相關負責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