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是研究各國經濟發展潛力和發展模式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索洛發展模型。其主要思想是探討資本存量、儲蓄率和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關系。一個經濟體如果具有低資本存量和高儲蓄率的特征，那么它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以較高的速度發展。較低的資本存量導致每年的折舊小于新增資本形成，而高儲蓄率為新增資本的大量形成創造了條件。比如，索洛經濟發展模型在解釋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西德和日本的經濟奇跡時，發現這種發展速度完全可以用模型來闡釋。如果說一定有奇跡的話，那也是索洛模型所蘊含的數學之美。

　　當然，索洛模型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即這個模型僅僅反映了物質資本存量的邊際效應，對于知識和技術積累的研究沒有多少涉及。不過，后來學者對于索洛發展模型的探討和反思，導致了新的重要結論：即物質的資本積累會呈現邊際投資報酬遞減，而知識和技術的積累會導致邊際投資報酬遞增。這個發現意義深遠：一個國家如果持續對于知識和技術進行投資，就可以避免在物質積累到一定程度后，經濟發展速度的突然停滯，如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如上所述，知識投資呈現邊際報酬遞增，則人力資本投資對于解釋發展中國家間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更是至關重要。

　　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很低，大概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這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民族文化有關。中國的教育發展水平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上述三個原因，我想是可以完全解釋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但如今，這個發展速度似乎遇到了嚴重挑戰。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蔓延和深入，以及中國自身發展的瓶頸問題，GDP年度增長率從2007年的高于12%，直跌至2008年4季度的6.8%。真的如某些人所說，中國由此進入了一個低增長階段嗎？或者中國需求真的沒有了嗎？

　　正如我們上面提到的，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很低，相對應的，中國的資本回報率高達12%以上。這么高的資本回報率表明我們的資本存量水平離均衡水平還有很大差距，中國未來的投資對于全世界的投資者都將長期保持吸引力。中國的儲蓄率居高不下（應該是太高了,導致消費需求相對投資不足），相比于巴西和俄羅斯等其他金磚國家，較高的儲蓄率意味著較高的資本累積速度和較高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教育投資政府投入不足，欠賬較多，勞動力素質提高的空間還很大。如果政府能夠制度性的持續增加教育和醫療衛生等人力資本投資，則經濟的長期增長空間將更為廣闊。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現在是，將來亦會變得更令人難以想象的強大。無論你是哪個國家的人，無論你從事什么事業，記住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短期外需和內需的休克，我們面臨的機遇則是借此大力推動體制和發展模式變革，快速高質量地釋放我們的長期增長潛力。居安思危，大多數的個人很難做到，作為一個國家，則尤為難能可貴。在經濟發展速度連續多年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長時，做結構調整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也許僅僅停留在盛世危言的階段，無法付諸行動。但遇到危機，則推動改革向前發展的種種重大阻力也將因此松動。回想不久的過去，1993年當中國經濟發展停滯時，鄧小平南巡講話打開了中國經濟體制重大變革的大門，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果斷改革財稅體制，加入了世貿組織，發展了全國性的房地產市場，奠定了中國經濟2002-2007年10%以上高增長的基礎。今天，我們面臨的困境，或許更是機遇大于挑戰。應對地好，中國經濟在短期波動后又將進入另一個高增長的時期。用歷史的眼光看兩會，對于轉變發展模式和提振消費空前重視，大量寶貴的財政資源投向醫療教育和民生領域，也許標志著經濟轉型的真正開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對于中國并不一定就是禍。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更表明我們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不僅在思考，也在開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