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業的一切行為，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降低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企業成本的高低，一方面決定于企業自身內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在“溫州模式”的產生和形成階段，溫州政府為降低溫州民營經濟的經營成本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溫州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全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政府進一步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努力降低企業成本，保持和增進“溫州模式”競爭力的任務和作用日益凸顯。 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自身的動力和內因，而政府的“無為”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環境。可以說，同一方水土養育、同一種功利主義文化熏陶出來的溫州政府（及官員），為“溫州模式”的產生和形成發展，進而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先驅，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緩沖和保護作用，降低了民營經濟產生和發展的風險。沒有這種“無為”，“溫州模式”的萌芽早就胎死腹中了。 　　（中經評論·北京）企業的一切行為，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降低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企業成本的高低，一方面決定于企業自身內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在“溫州模式”的產生和形成階段，溫州政府為降低溫州民營經濟的經營成本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溫州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全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政府進一步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努力降低企業成本，保持和增進“溫州模式”競爭力的任務和作用日益凸顯。 　　一、降低民營經濟風險的“無為” 　　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自身的動力和內因，而政府的“無為”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環境。可以說，同一方水土養育、同一種功利主義文化熏陶出來的溫州政府（及官員），為“溫州模式”的產生和形成發展，進而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先驅，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緩沖和保護作用，降低了民營經濟產生和發展的風險。沒有這種“無為”，“溫州模式”的萌芽早就胎死腹中了。 　　順應人民生活、經濟發展形勢需要的“無為” 　　這種“無為”，被迫也好，自覺也好，反正是人民群眾吃飯的需要和后來發展經濟的需要占了上風。錢興中市長曾說過：“在溫州，凡理論與實踐發生矛盾時，先服從實踐。”于是，個體工商業、服務業、家庭工廠、掛戶經營、買賣合同、長途運輸、雇工經營、合股經營、（資金）聚會等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讓它發展。就連私人錢莊、私人換外匯、經營郵電業也存在過。 　　在奉命壓制、打擊個體私營經濟環境下“無為” 　　在溫州個私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的初期，許多做法都是不符合當時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解的，經常會帶來“姓社姓資”的爭論，時不時地上面會來個限制或者打壓的文件。溫州政府常常也得抓一下，以表示還是社會主義政權的天下。每逢風潮來時，總會搞得人心惶惶，有的人則會外逃躲風頭。令溫州政府和官員為難的是，溫州人在商品經濟方面的闖試往往會過不了多久又被上面肯定。于是，干部開始學會“認不清”方向，也為順應民心需求，逐漸發展為被動的（也像自覺的）無為。 1984年在平陽錢庫出現的私人錢莊，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堅決要求取締，而溫州各級政府因為考慮到錢庫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在人民銀行總行按規定拒發《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的情況下，并沒有強制取締，而是爭取在錢庫鎮的銀行和信用社率先實行利率浮動改革的試點，最后，錢莊于1989年在無證經營了5年后自行關閉。 　　冒政治風險的“無為”提供了“溫州模式”產生的政治環境 有的專家和媒體認為，溫州政府早期因無市場經濟經驗而無所作為，也有人認為是“因無能而無為”，容易給人以溫州政府迷迷糊糊、無所事事的印象。實際上，市場經濟發源于我國計劃經濟力量相對最薄弱的溫州一帶，讓那些不符合當時社會主義理念的事情和現象存在和發展，而不是壓制和取締，政府和政府官員的這種“無為”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量的。九十年代初期，溫州政府的領導還常常會為外界對溫州私營經濟比重過高、集體經濟比重過低的批評而不安。